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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他不再只是一个演员，他的身上被贴上了新的标签，也背负了新的责任。
要护住春晚那个来之不易的节目，要让那些质朴的村民们，真正被看见，被尊重。
他就必须站到更高的地方去，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好。”他答应了下来，“时间地点，发给我。”
挂断电话，他没有丝毫即将参加高级别会议的紧张或激动。
他只是觉得，肩膀上的担子，又重了几分。
第二天一早，林彦再次踏入央视大楼。
同一间会议室，同样的压抑感，但轻慢感少了些许。
总导演张劲松坐在主位，一夜未眠让他眼下泛着青黑，他只是抬眼示意林彦坐下，便继续低头研究那份策划案。
这一次，林彦身边坐着郑一龙。
这位在片场能骂哭摄像的暴躁导演，此刻却安静得像个鹌鹑，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
“林老师。”
开口的是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资深编导，他将打印出来的村民名单往桌子中央推了推，语气客气，问题却尖锐。
“我们研究了一晚上，你这个想法很大胆，但也……很空。”
他点了点那份名单，“让一群没出过远门的老乡，在直播舞台上‘做自已’，这要怎么实现？
万一他们怯场，站着不动怎么办？或者更糟的，他们为了表现好，对着镜头哭诉，讲自已有多不容易，那我们这个节目就彻底毁了。”
他停顿一下，看向张劲松，又看向林彦，话里的意思很明确。
“现在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最反感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强行卖惨，一件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我们不能让春晚的舞台，变成一个大型的扶贫报告会。”
会议室里响起几声低低的附和。
这是所有人心里的担忧。
情怀是好东西，但执行起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林彦没有急着辩驳。
他站起身，走到会议室一角的白板前，拿起一支黑色的马克笔。
在白板正中央，写下了两个字。
“沉默。”
“我的构想里，他们不需要说一句话。”
“舞台背景，不是绚烂的LED屏幕，而是一面巨大的投影，上面是蘑菇屯那片最真实的黄土地。舞台上没有干冰，只有几缕模仿风沙的冷光。”
“赵大娘，她就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借着一盏昏暗的落地灯，纳她的鞋底，就像她在村里每一个夜晚做的那样。
王大爷，他会编筐，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但他编出来的柳条筐，匀称又结实。
还有村里那个叫狗剩的小孩，他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门槛上，啃着一个冻硬了的苹果，眼睛看着台下，看着远方。”
随着他的描述，在“群体共情光环”的作用下，一幅奇异的、寂静的画面在众人脑海中缓缓展开。
“我们不哭穷，也不卖惨。我要展现的，不是贫穷，是生命力。是在那片贫瘠土地上，依然顽固、沉默、坚韧地活下去的生命力。”
“而我，”
“我只是一个过客，一个旁观者。我会站在舞台的角落，唱一首歌，或者，念一首关于土地的诗。我的存在，是为了给这份沉默，配上一个注脚，而不是去打扰它。”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
那位金边眼镜的编导原以为林彦要讲什么大道理，却没想到对方竟然给他们描绘了这样一个近乎于行为艺术的场景。
郑一龙在一旁听得攥紧了拳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林彦描述的这一切，就是他在蘑菇屯亲眼所见的日常。
真实得让他心头发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