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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督军公署里，吴行正俯身在地图上勾勾画画。
虽说奉军刚刚拿下长安，一举歼灭了宋哲元手下两个整编师，但整个陕西还远远没有完全掌控在手中：陕南李虎臣、杨虎城的残余部队还在山沟里苟延残喘；陕北井岳秀占据着几座县城，进可攻退可守；再加上四处都是的刀客帮、哥老会、民团以及靖国军的残余势力……这些地头蛇，彼此不服气，更不把奉军放在眼里。
吴行既不是徐树铮那种舞文弄墨的文人，也不是冯玉祥那种靠喊口号带兵的将领。他坚信一点：一省之地，只能有一股主导力量，谁要是敢另立山头，他就打断谁的脊梁骨。
于是，他下达一道道调令：
独立二师、三师全面推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将陕西包围起来，不求速度多快，但求清理得干干净净——所有地方武装，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遇到就消灭。
又命令独立一师留下两个旅死死盯住长安和潼关这两处战略要地，其余部队兵分两路：一路向咸阳进发，一路朝凤翔扑去。
前线刚刚传来消息：凤翔驻军得知长安被攻破，当晚就收拾包袱跑路了，直奔陇东方向。
吴行当机立断：从骑兵师抽调一个骑兵团，轻装快速前进，赶在对方站稳脚跟之前拿下凤翔及周边的县镇。
等所有军令都发布完，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吴行摘下军帽，带着四名卫兵，徒步走出城门，径直朝着城郊那片临时搭建的伤兵收容点走去。
所谓的“战时医院”，实际上就是借了十几间农家的土坯房，墙壁的灰皮脱落，窗户纸破了好几个洞，地上铺着干草和麻袋。团长和普通士兵挤在一张炕上，连翻身都困难。
但有一个人却是例外——
赵登禹。
他独自占了一间朝南的小屋，屋里有勤务兵伺候着端水递毛巾，一日三餐都不重样：早上有两枚煮鸡蛋，中午是炖五花肉配米饭，下午则是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油泼臊子面；要是赶上水果成熟的季节，还能分到半个梨、几个苹果。
赵登禹自已都觉得奇怪：我不过是个打了败仗的团级军官，按常理能保住性命就该谢天谢地了，怎么还天天能吃上这么好的饭菜？
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一声如炸雷般的高喊：“督军到——！”
屋里的伤兵们赶忙挣扎着起身，有的扶着墙，有的拄着拐杖，勉强排成了一列歪歪扭扭的队伍。
吴行大步流星地走进来，目光扫过一张张浮肿、面色蜡黄的脸，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弟兄们，安心养伤。等伤好了，愿意留下的，每月十块大洋，包吃包住；想回家乡的，领两块钱路费，回去种地务农，都可以。”
话音刚落，他摆了摆手，士兵们便纷纷退了出去。
在角落里，赵登禹斜靠在床头，腿上缠着白布，子弹早已取出。
医生说过，骨头和血管都没伤到，静养一个月就能活蹦乱跳。
吴行拉过一把木凳，坐在他对面，目光注视着他，问道：“赵团长，这几天休息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