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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一个深夜，贾小花的手机突然响了。
她迷迷糊糊地摸到手机，看到屏幕上显示“孙大勇”三个字，心里咯噔了一下——凌晨两点，这个时间打电话，一定出了什么事。
“喂？大勇？”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只有粗重的呼吸。
“大勇？你怎么了？”贾小花坐起来，声音发紧。
“小花……”孙大勇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忍受什么巨大的痛苦，“我摔了一跤……起不来了……”
贾小花的心猛地揪紧了。
“你摔哪儿了？严重吗？打120了没有？”
“打了……手机摔出去够不着……我在地上躺了三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把手机够过来……”
“三个小时？！”贾小花几乎叫出来，“大勇，你听我说，你现在别动，保存体力。
你告诉我，你打120的时候说了地址没有？”
“说了……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
“你手机还有多少电？”
“百分之十几……”
“好，你别挂电话，我陪着你。
你呼吸慢一点，别急。”
贾小花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但她的声音却出奇地平静。
她轻声说着话，说上海的天气，说今天做的菜，说孙子学会了一首新儿歌——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她只是不停地说话，让电话那头的孙大勇知道，有人在。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电话那头传来了敲门声和喊叫声。
“孙大勇！孙大勇在家吗？我们是急救中心的！”
“大勇，你听到了吗？他们来了！”贾小花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你快喊一声，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
孙大勇用尽力气喊了一声，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石头。
随后是一阵嘈杂的声音——门被撞开、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大声问“大爷你摔哪儿了”、孙大勇含混的回答。
“小花……他们到了……”孙大勇的声音虚弱但带着一丝庆幸。
“好，你跟他们去医院。到了医院给我报个平安。别怕，我在呢。”
电话挂断了。
贾小花坐在床上，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陈伟被吵醒了，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
“大勇摔了，送医院了。”
陈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坐起来，打开了床头灯。
“你要去大理？”
贾小花看着他，眼眶红了。
“他一个人，身边没人。”
“去吧。”陈伟叹了口气，“明天一早的飞机，我帮你订票。”
贾小花没想到陈伟会这么说，愣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谢谢你。”
“别谢了。”陈伟拍了拍她的手背，“大勇是我们的同学，他病了，你不能不管。但
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那一夜，贾小花没有再睡。
她坐在窗前，看着上海的夜色一点点褪去，天空从深蓝变成浅蓝，再从浅蓝变成鱼肚白。
她想了很多——关于衰老、关于孤独、关于一个人躺在地上三个小时却无人知晓的恐惧。
她想起孙大勇说过的话：“在大理，没有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区别，只有晴天和雨天的区别。”
他没有说的是：在大理，也没有人和你的区别。
贾小花赶到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孙大勇躺在骨科病房里，右腿打着石膏，吊在半空中。
他的脸色蜡黄，嘴唇干裂，和三个月前在桃花树下笑出眼泪的那个人判若两人。
“大勇。”贾小花站在病床边，轻轻叫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