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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方舟翻出一本旧相册，指着其中一张照片问：“爸，这是哪年？”
郭子建戴上老花镜看了看。
照片上是他和爱玲，站在一条河边，两个人都很年轻。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她扎着两条辫子，手里拿着一束野花。
“一九九八年，”他说，“春天。在滁州，清流河边。那年我二十，你妈二十。”
方舟愣了一下：“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郭子建没回答。他把相册翻到下一页，又翻到下一页，每一张照片，他都能说出年月、地点、当时在做什么。
方舟翻到一张黑白的，边角都有些泛黄了。
照片上是个瘦瘦的年轻人，穿着军装，站在一辆解放牌卡车前面。
“这是你大伯。”郭子建说，“一九九九年拍的。
他当时在兰州军区，当汽车兵。那年我二十一，他二十二。”
方舟知道大伯的事。大伯叫郭子建——不对，他爸才叫郭子建。他有点糊涂了。
“你大伯也叫郭子建？”
郭子建笑了笑，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
“我们兄弟俩，一个叫郭子安，一个叫郭子建。我是子安，他是子建。”
方舟愣住了。
“那我爷爷——”
“你爷爷当年给我俩起名字，‘安’是平安，‘建’是建设。
后来大爸去当兵，填表格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名字写成了‘郭子建’。等发现的时候，档案已经建起来了，改不过来。
你大伯就说，那就换一换吧，他用‘安’，我用‘建’。”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照片上那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身上。
“所以你大伯后来叫郭子安。一九九九年，在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
他走的时候，身上还揣着我写的信。”
方舟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爸，你怎么从来没说过？”
郭子建沉默了很久。
“有什么好说的呢，”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他替我去了前线，我替他活了下来。
这事儿我跟谁都不好说。”
他把相册合上，放在膝盖上，手掌按在封面上一动不动。
“这辈子，我欠两个人的。一个是你大伯，一个是你妈。”
方舟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有一台借来的摄像机和满腔说不清楚的热血。
五十八年过去了。
他把报告放下，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蒋方斌，是我。”
“舅舅。”蒋方斌的声音从大洋彼岸传来，隔着时差，带着些许疲惫——他那边应该是深夜了。
“没什么大事，就是跟你说一声，今年的报告我看过了，做得很好。”
“舅舅，你别操心这些了，好好休息。”
“我休息够了。”郭子建说，“有件事我一直想做，一直没做。现在该做了。”
“什么事？”
“我想把大雁工程这几十年的故事，写下来。
不是那种官方报告，是那些人的故事——那些我们帮过的孩子，那些帮过我们的人，还有……也是你舅妈的心愿。”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好，”蒋方斌说，“我支持你。你需要什么，跟我说。”
“不需要什么。就是一支笔，一张纸。我还没老到不会写字。”
他挂了电话，走到书桌前坐下。桌面上干干净净，只有一个笔筒、一盏台灯，和一张神爱玲的照片。
他拧开台灯，铺开稿纸，拿起笔。
写了很久。
第一个字是“我”字，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子写的。他看了看，撕掉，换一张纸，重新写。
这一次，他写的是：“我叫郭子建，今年七十八岁。我想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大雁的故事。”
写回忆录这件事，比郭子建想象的要难得多。
不是没东西写，是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