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告诉我，校长和光州警察局的一个副局长是亲戚，每次有举报，副局长都会提前通风报信。
也有个受害者的家长想告学校，结果家里的小超市被人砸了，家里人也被威胁‘再闹就让你们一家人活不下去’，最后只能撤诉。
我想说的是，地方势力不只是官面上的拖延，是真的会用一些威胁手段阻挠调查。
包括我们的剧组，在拍摄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来剧组闹事，根本无法正常拍摄。”
李子成眼神锐利，指出了关键性的问题：
“我认为证据获取才是最大的难题。
原案发生在2000到2005年，现在已经过去六年，原始证据肯定被销毁得差不多了。
比如学校的监控硬盘、员工的通讯记录、财务转账凭证，涉案人员不可能留着这些东西。
这是一起陈年性侵案，要重新侦办的话，肯定要物理证据的。
我不认为我们还能找到当年的物理证据。
所以我们最后只能靠证人证言，但证人证言的效力很容易被质疑。
而且，证人会惧怕报复，就像孔作家说的，连前教师都不敢公开说话，更别说普通的知情者了。
他们可能会拒绝作证，甚至提供虚假证言，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还有受害者本身的问题。”孔之泳补充道，“这些受害者都是聋哑或智力障碍学生，他们的表达能力本来就不足。
我采访过一个受害者，她只能用手语比划，还要靠翻译，很多细节说不清楚，甚至会回避关键场景。
而且他们的心理创伤非常严重，有个受害者一提到学校就浑身发抖，根本无法进行正常询问。
除此之外，还有隐私泄露的风险，
其实，在我小说出版之后，也是引起了一些媒体关注，报道过这起案件。
可是那个无良媒体，把受害者的照片和姓名也泄露出去了，导致受害者全家被周围人指指点点，甚至还受到了人身威胁，被迫搬到别的地方生活。
所以很多受害者家属会担心，重新侦查会让孩子再次受到伤害，可能会被迫改变陈述，甚至放弃维权。”
李艺胜点点头继续说道：
“如果我们要重新侦查这个案子的话，那跨部门协作也是个大问题。
我们至少需要警察、检察、民政、心理机构、鉴定机构等多个部门配合，但这些部门之间有壁垒，权责划分模糊。
比如我们需要儿童心理专家提供疏导支持，民政部门提供受害者的后续安置，鉴定机构提供物证鉴定。
但根据我们以往侦办同类案件的经验，这些机构大多都会互相推诿，配合滞后。
而且基层执法人员对‘保护性取证’的流程也不熟悉，
他们可能会按照常规的询问方式来，导致受害者情绪崩溃，甚至出现程序瑕疵，让涉案方抓住把柄。”
马锡道摇摇头叹息一声：
“刚才说的是跨部门之间的协作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跨区域侦办。
我们是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如果去光州办案的话，那光州的警察局、检察部门协作意愿很低，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资源分配不均，光州不是核心区域，所以心理疏导人员、专业的鉴定设备都不足，
我们可能需要从首尔调人调设备，这会浪费很多时间，也可能会走漏消息，导致证据被销毁。”
李子成扬了扬手中的卷宗，接着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案子的涉案人员的法律背景也不能低估。
你们看，一审的时候，只有四个人受审，两个人被判刑，说明他们有一定的背景和手段。
二审的时候，这两个被判刑的人，甚至还改判了了缓刑。
如果我们重新侦查甚至是起诉，他们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特权和社会资源来反击，
申请延期审理，管辖权异议，追溯时效问题。
任何一个手段拿出来，都会阻碍我们的进展。”
“还有舆论方面的问题，”孔之泳叹息一声道，“这个案子要重新审理的话，势必会引起很高社会关注度。
这是好事，但也容易出现过度炒作的情况。
有些媒体为了博眼球，会编造不实信息，比如夸大受害者的人数，或者编造涉案人员的背景，这会误导公众，也会给我们的侦办施加不当压力。
还有些保守势力会抹黑我们，说我‘歪曲事实’‘煽动社会对立’，
之前我在出版小说的时候，就有媒体说我收了钱，故意抹黑光州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