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工坊里正在为“星槎奖”某个参赛者加工的一批小型齿轮胚件。
按照以往，他凭感觉铣出齿形，差不多能用就行。可现在，旁边就放着《白皮书》和标准量规。
犹豫半晌，老赵还是叹了口气，戴上老花镜，别扭地拿起卡尺，对着灯光，开始测量胚件的直径、齿厚……又翻到白皮书对照表格。
“娘的，齿顶圆直径大了半丝（0.05毫米）……”
他嘟囔着，脸上有些挂不住。
按照白皮书，这批齿轮要求的精度等级是“中级”，这半丝，刚好在超差边缘。
是假装没看见，按老法子继续做？反正装上也能转，那参赛的匠人未必能察觉。
老赵盯着齿轮胚件，又看看那本素白的册子，心里挣扎。
他想起署里风传，往后考核匠人等级，可能要参考“是否符合标准”、“能否看懂白皮书”。还听说，西北那边，能完全按照这种“标准”干活的匠人，工钱能翻倍，还能评什么“工程师”。
他掂了掂手里的胚件，粗糙的手指拂过那微小的超差处，最终还是一咬牙，骂骂咧咧地回到车床前：
“妈的，老子还不信了，就按你这本‘天书’来！不就是半丝吗？”
车床再次启动，火星微溅。
老赵的神情，却从最初的抵触烦躁，慢慢变得专注起来。他不再完全依赖手感，而是开始尝试理解那些冰冷数字背后的要求，调整着进刀量和手法。
作坊里其他匠人，有的嗤之以鼻，有的好奇观望，也有的悄悄摸出了自己那份《白皮书》。
长安，东市“巧工坊”。
与官坊的迟疑不同，民间反应更为直接。巧工坊的东主是个有眼光的商人，早与西北有生意往来。他拿到《白皮书》，如获至宝，立刻召集所有匠人，宣布：
“从今儿起，坊里接的精细活，尤其是跟西北相关的订单，全照这上面的规矩来！谁能先吃透，工钱加三成！谁能按这标准带出徒弟，另有重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匠人们或许不懂太多道理，但真金白银最实在。
一时间，坊内掀起了学习《白皮书》的热潮。卡尺、量规成了最紧俏的工具。以往靠师徒口耳相传的“诀窍”，开始被书上的数字和图表慢慢取代。
争论也随之而来。
“胡师傅，你这轴车的，按书上说，圆度超差了！”
“放屁！老子车了一辈子轴，闭着眼睛都比你准！你那破尺子准不准还两说呢！”
“尺子不准？署里统一发的，有校验牌！不服咱拿‘标准环规’比比？”
“……比就比！”
类似的情景，在帝国无数或大或小的民营工坊、匠铺中上演。
一本薄薄的《白皮书》，以其绝对的、理性的、可验证的“数字暴政”，蛮横地闯入千年以来依赖经验、手感、甚至玄乎其玄“火候”与“匠心”的传统手工业领域。
它不争论“道”与“器”孰高孰低，它只提供一把清晰到冷酷的尺子，告诉你：做到这个数，就是合格；做不到，就是次品。至于这器物是否“古雅”，是否“有格”，不在它关心的范畴。
这种简单粗暴的“正确”，反而让许多习惯了模糊地带、人情世故、审美评价的匠人，在最初的无所适从后，感到一种奇异的“轻松”——标准就在那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只要技艺够硬，就能达标，就能获得认可，拿更高的工钱。
当然了，来自各方的阻力同样巨大。
嘲笑、抵制、阳奉阴违无处不在。
“金石雅集”的拥趸们撰文讥讽此为“弃神韵而逐毫厘，买椟还珠”。
保守的官员质疑“如此苛细，徒增成本，扰民滋事”。
一些老匠人则感到自身数十年的“经验”价值被贬低，愤懑不已。
不论人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工业标准的种子已经播下。
在国子监的争论里，在官坊匠头别扭的尝试中，在民营工坊基于利益的驱动下，那套基于客观标准、量化数据、可重复验证的现代工业思维，正如同水银泻地，悄无声息地渗透、瓦解着旧有的、模糊的技艺传承体系。
李唐要的，从来不是所有人的立刻认同。
他只需要在足够多的人心中，埋下一颗疑问的种子：当两件器物摆在一起，一件符合那本白皮书上的所有标准，性能优异；另一件充满“古意”，但尺寸误差颇大，性能不稳——长远来看，市场、乃至国家，最终会选择哪一件？
标准，本身就是最强大的话语权。而《白皮书》，便是新文明在“器物”领域，掷地有声的第一篇独立宣言。
兰州，王璇玑收到了第一批来自各地的反馈。
有赞赏，有抨击，有困惑的询问，也有故意挑刺的诘难。
她快速浏览着，脸上无悲无喜。
“争议比预想的大，但关注的人更多。”
她对身旁的李唐投影道，“尤其是国子监和几家大工坊的动向，很有意思。真正抵触的是最顶层和最底层，中间那些有实力、想做事的人，反而在尝试接受和利用这套标准。”
李唐微微颔首：“因为标准意味着‘公平的赛道’和‘明确的阶梯’。它伤害的是垄断解释权的人和无法适应变化的人，却给了中间层上升的机会。继续推动，适时发布‘认证体系’。”
“是。”
王璇玑应下，目光落在窗外。
她仿佛能看到，无数册素白的《白皮书》，正像蒲公英的种子，飘向帝国四方，落处或许不会立刻开花，但已悄然改变土壤的结构。
新文明的铁律，已化作白纸黑字。
而旧世界的雅韵，正迎来最沉默、却也最彻底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