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钰是亲眼见过大臣们打架打死人的，见于谦和都察院的人过于激动，生怕他们真的动手，到时候牵联薛韶，便连忙打断争吵，搁置此事，延后再议。
一下朝，皇帝就把薛韶、薛瑄和于谦等内阁大臣叫到小书房，他先安抚了一下因为愤怒而涨红脸的于谦，然后才虚心问道：“于阁老，刑法改革一事您到底怎么想的”
于谦理智回笼，垂眸道：“薛侍郎所言的确有些道理，普通百姓受连坐法牵连，但其余人等所提的减轻刑法不可取，臣看他们才是国贼……”
其他内阁大臣也纷纷觉得此事不宜操之过急，可以改，但绝对不能像朝上吵的那样改，甚至，薛韶提议的也并未全部通过。
不过，对一些罪名的连坐的确可改。
薛韶早有预料，并不失望，于他来看，只要有所改变他就高兴。
而且，他也认同于谦等大臣的意见，改革之势不可过急。
在原有的法条上做少部分增减，且是减多增少，想要实行不难，难的是宣传。
因为要宣传法条，各地的报纸连着发了好几天的相关报道。
薛韶一口气写了好几个经典案例，以新旧法条的判决全部对照写下，然后拿去报社投稿，拿到了好大一笔稿费。
喜金喜滋滋地拿回稿费，拿上笔墨纸砚就继续抄。
因为薛韶巡视天下的原因，喜金和各地报社都熟悉，他决定把公子的稿子多抄几份，通过驿站寄信投递，虽然久一点，但也能赚一笔。
薛韶看得一愣一愣的，问道：“外地的稿费够来回的邮递费吗”
“自然，公子也太小看自己的稿子了，就这一篇，京师这边的报社报价是八百文，地方报社便宜些，却也有五百文，小的一次性寄出去十篇稿子就是五两，二十篇就是十两，除去邮递的费用，便还有九两多。”
薛韶：“他们为何不直接购买京城的报纸，直接抄录转载不就好了一张报纸就三文钱。”
喜金张大了嘴巴，半晌才找到自己的声音：“公子，您可不能把这主意告诉外人，不然我们得少赚多少钱”
薛韶摇了摇头，“你高兴便好，不过，不许骗人。”
喜金满口应下，他当然不骗人了，那些报社又没说定稿子只能给他们一家。
有些报社倒是也说定了，却也规定了京畿范围内独一家。
所以出了京畿，谁管得着他
他人也很好的好不好，一个地方只选了一家报纸投稿。
要知道，现在各地报纸可多了。
去年年末，朝廷跟草原开战的时候，工部也改进了造纸的方子，不仅大大降低了书写纸的成本，还造出了另外两种草纸。
这两种纸偏柔软，吸水性特别强，工部的大人用了一下，最后觉得质量太差，就一股脑送到工部和户部做草稿纸。
六部之中，就这两个部门废纸最多，用到许多草稿纸。
最后质量实在是太差，各位大人用来打草稿都嫌弃，最后拿去如厕了。
因为此纸多数用稻草和麦草所制，是青灰色，颗粒粗糙却柔软吸水，所以被称为草纸。
可能是太丢人，工部为了挽回面子，就改口说这两种草纸本就是为了做成厕纸，然后公开了一种改进纸的方子。
所用之物皆为稻草、麦草、树皮等，只是比例略有不同。
在工艺上也有所改进，制出来的纸虽还稍显粗糙，书写却完全没问题，颜色偏黄，但造价及其便宜。
这种纸现今被广泛运用于报纸印刷上。
因为纸张便宜，墨的价格也有所下降，所以报纸业蓬勃发展。
短短半年时间，各地涌出来的报纸数不胜数。
一些有背景的报纸会转刊朝廷邸报上的信息，除此外，还有诗词歌赋、策论、一些朝廷官员的文章言论等，都可见报。
而自从报纸流行起来，薛韶再要赚钱就更简单了。
每每缺钱，他不用再到县学、府学里去找潜在客户，而是直接给报社写。
而且他能写的还很多。
下至志怪小说、中至策论、上至诗词歌赋，他都能写。
虽然一篇文章的价钱没有找私人的高，但他可以量产，而且节省了寻找客户的过程。
他在报纸业有好几个名号，名号彼此不相通，除了喜金，没人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
这就造成，他有一些号特别值钱，比如写策论和诗词歌赋的号。
私底下，有人通过报纸找到喜金，希望能请他写几篇文章。
没人知道号的背后是薛韶。
薛韶一听是报价，他干这一行也熟，不就是帮人写一篇文章，署名权归别人吗
只要价格合适，他全都应下。
喜金却为公子不甘，觉得名气都让那些富家公子赚去了。
所以他宁愿多抄些稿子寄到各报社赚稀薄的润笔费，也不把公子的署名权给出去。
“我不止一次的在酒楼听到传诵的文章，好几篇都是公子写的，那些庸才拿着您的文章四处炫耀，您却什么都没有，”喜金不甘道：“天才之名，合该是您的。”
“这些名气有什么用他们不过拿文章应付先生、或是到文会诗会上吹牛，赚到的钱才是实际。”薛韶也不是什么题目都接受的。
他给人写的文章，多是以学习和炫耀为主，一旦题目有取才的趋势，他就会拒绝。
用他的话说是，他的文章可以给买家带来快乐和自豪，但不能伤害到另外无辜之人。
所以他给人写的文章，适合在酒楼、文会、诗会上传播，也适合给老师教导学生所用，却一定不适合用在科举取才上。
报纸的蓬勃发展带来文学的发展和思想的活跃。
治国之人常觉百姓愚钝，可诱、可糊弄以驱使之。
但薛韶觉得不是。
薛家世代从事教育行业，他父亲、叔祖皆是教书育人的先生，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有教无类。
叔祖父从不觉得权贵官员之子就更加聪慧，而贫民之子就愚钝。
跟着叔祖父和父亲长大的薛韶从幼年时期便深切的体会到这一点。
恩荫入县学的县令、县尉之子，学识没有乡间小地主家的儿子好；
甚至有些公子少爷的学习能力还不及他们身边的书童。
他五六岁时便见过书童蹲在县学的窗户外听课，然后替他们家的少爷写文章，应付先生的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