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的风有些凉，李香君拢了拢衣襟，董小宛则扶着她的手，二人抬眼望向济南城的方向，眼中满是期待。
张好古与夏红莲早已在码头等候，见二人下船，连忙迎了上去。李香君见到张好古，眼中泛起泪光，轻声道：“公子，我们来了。”董小宛则对着夏红莲盈盈一拜，笑道：“红莲姐姐，久闻其声，未见其人，常听公子说起，别来无恙。”
四人相见，无需多言，彼此的眼中，便已说明一切。从京城到济南，从松江到济南，跨越千里的路途，只为这一场相聚。尚未完工的宅邸，因这几位女子的到来，多了几分烟火气与温情，而张好古心中的感动，也愈发浓烈，只觉得这一路的辛苦，都值得了。
五月初一，紫禁城的御案前，杨嗣昌的奏疏如一块巨石，砸入本就风雨飘摇的晚明政局。这份题为《失事五事》的奏疏，以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拥兵观望五大罪由，将晚明军事与吏治的溃烂赤裸裸地呈于崇祯帝面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波及三十六名文武官员的死刑判决，以及不计其数的贬谪削籍，这场政治清算，既是崇祯帝急于扭转危局的孤注一掷，更是大明王朝走向末路的悲壮注脚。
彼时的大明，早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沼。关外，清军铁骑屡次破关而入，劫掠京畿腹地，蓟辽防线形同虚设；关内，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所到之处州县残破，官军疲于奔命。
崇祯帝即位以来，虽宵衣旰食，力图中兴，却始终困于党争不休、将骄兵惰、财政枯竭的困局。他求治心切，却又生性多疑，对文武官员动辄苛责，稍有过失便严惩不贷，而杨嗣昌的《失事五事》，恰好契合了他急于追责、重塑朝纲的心理。
杨嗣昌时任兵部尚书，深得崇祯帝信任，他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本是朝廷围剿农民军的核心战略。然而，清军入关劫掠、农民军四处流窜的现实，让这一战略屡屡受挫。
在杨嗣昌看来，军事失利的根源，在于边臣守将的失职渎职——守边者不能御敌于关外，致使铁骑长驱直入；守城者不能保境安民，任由城邑残破；封疆大吏不能死守藩封，致使疆土沦丧；主帅阵亡却无人救援，拥兵者观望不前，坐视战局崩坏。五大罪由，字字指向文武官员的无能与不忠，也为崇祯帝的雷霆清算提供了法理依据。
五月初一的奏疏呈上后，崇祯帝当即震怒，下旨彻查。很快，一份长长的追责名单被拟定出来：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身为监军太监，未能监督军务、抵御外敌，难辞其咎；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等封疆大吏，辖境被破、百姓流离，守土有责却失职丧地；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武将，或临阵脱逃，或拥兵自重，致使主帅阵亡、战机尽失。从监军太监、巡抚总兵，到副将、州县官员，共计三十六人，被一并判处死刑。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而这仅仅是开始，因牵连此事被贬官、削籍、流放者，更是数不胜数，整个大明官场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
在这些被追责的官员中，不乏曾为大明浴血奋战的将领，也有兢兢业业的地方官，却因一场战事的失利，便被全盘否定，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祖宽曾是关宁铁骑的悍将，多次击败农民军，却因在清军入关时未能及时救援，被冠以“拥兵观望”之罪；颜继祖任山东巡抚期间，虽竭力抵御清军，却因兵力悬殊，济南失守、德王被掳，最终难逃一死。
这些官员的悲剧，并非单纯的“罪有应得”，而是晚明军事体系全面崩溃的必然结果——朝廷财政匮乏，军饷常年拖欠，士兵饥寒交迫，战斗力锐减；边防线漫长，兵力分散，面对清军与农民军的两面夹击，本就捉襟见肘；而崇祯帝的急功近利与猜忌多疑，更让官员们动辄得咎，不敢放手作为，只能畏首畏尾，最终酿成更大的灾祸。
这场大规模的清算，看似是崇祯帝整顿吏治、严肃军纪的壮举，实则暴露了晚明政治的致命缺陷。
崇祯帝试图以严刑峻法震慑百官，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军事、党争等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