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清晨，模拟日光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三分钟，以0.5%的幅度缓缓增强，温和地唤醒睡眠。伊芙琳在光线触及眼睑的瞬间便已清醒，但身体保持着沉睡的松弛状态，直到光照达到预设的“唤醒阈值”，才如同自然醒来般睁眼，伸了个懒腰。
一夜无梦。或者说，没有能被记忆捕捉的梦。但醒来时，太阳穴深处有一丝极细微的、近乎幻觉的胀痛，像有什么低频的声音刚刚停止震颤。她没有表露任何异常，按部就班地洗漱、着装、用房间内配送的早餐。
进入分析室前，她检查了个人终端和权限密钥。一切正常。但当她登录系统，打开个人日志时，目光在昨天那条关于“集体认知偏差”的记录上停留了半秒。系统显示，这条记录在昨晚23:47分被标记为“已审阅”，审阅者ID是一串由系统生成的随机码，没有具体姓名。
这么快。而且是在非工作时间。
这不是例行审计。例行审计会有批量处理的时间段，不会对一条低关注度的日常记录进行单独、即时的审阅。这意味着，有算法或者有人，对这条记录里的特定关键词设置了触发关注。
很好。叩击箱壁，得到了第一声回响，尽管这声回响本身也被伪装成了系统背景噪音的一部分。
她面不改色地关掉日志，打开了资料库。今天，她没有继续在经典案例库中打转，而是调出了分析工具集，开始熟悉里面的各种推演软件、数据可视化模块和统计模型。她操作得很慢，像个真正在熟悉新工具的人，不时打开帮助文档查看。但在加载一个名为“多维态势关联图谱生成器”的模块时，她“不小心”触发了一个陈旧的教学演示案例。
案例是关于旧纪元一次着名外交危机中，各方情报误判如何导致冲突升级的。演示动画中，代表不同势力的光点随着时间线推移，相互间连接线的颜色和粗细不断变化。在某个节点，演示特意用闪烁的红圈标出了一份被双方同时截获、但解读完全相反的加密电文。电文内容没有显示，只标注了代号“夜莺”。
伊芙琳“手忙脚乱”地关闭了演示窗口，似乎为自己的笨拙感到些许懊恼。她揉了揉额角，低声自语了一句，声音轻得几乎只有口型：“…夜莺…解码偏差…”
声音被房间的吸音材料吞噬。但她的心跳，在说出这个词组后的第三秒，加快了约百分之八，随后在深呼吸下缓缓平复。皮电反应也有一个短暂的微小峰值。所有这些生理数据，连同她关闭演示窗口的操作记录、停留在演示界面长达两分十七秒的时长，都会成为环境监测系统的一条新数据流。
上午十一点左右，内线通讯响起。是马库斯·陈。
“维兰斯中校，希望没有打扰您的工作。”他的声音依旧温和，“关于您昨天日志中提到的‘非物理层面干扰因素’的思考，我觉得很有见地。我们部门近期正好有一个非正式的研究沙龙，偶尔会探讨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战略思维课题。如果您有兴趣，今天下午三点，在生活区B2的第七研讨室有一场交流，主题是‘信息环境对决策韧性的塑造’。没有强制要求，只是一个分享想法的平台。”
邀请来了。而且如此迅速，直接针对她抛出的诱饵。
“研究沙龙？”伊芙琳的语气带着适当的疑惑和一丝兴趣，“谢谢您的告知，联络官。听起来很有意义。我会参加的。”
“好的。研讨室需要刷身份卡进入。期待您的见解。”马库斯说完，礼貌地结束了通讯。
午休时，伊芙琳在餐厅再次感受到了那种评估性的目光，但比昨天更少，更隐蔽。她吃得不多，大部分时间似乎在思考。饭后，她没有立刻回分析室，而是在生活区允许的范围内走了走。B2区是一个相对放松的区域，有小型图书馆、静思舱和几个研讨室。她在第七研讨室外停留了片刻，门关着，看不出里面是否有人。
下午两点五十分，她提前十分钟到达。刷开身份卡，门滑开。研讨室不大，呈椭圆形，中间一张低矮的环形桌，周围是七八张舒适的座椅。已经有三个人在场。两男一女，都穿着规划部的制服，肩章显示都是中级或高级分析员。他们低声交谈着，看到伊芙琳进来，声音略微一顿，目光投来。
“新人？”其中一位年纪稍长、头发灰白的男性开口，声音平稳，眼神锐利但不算有敌意。
“伊芙琳·维兰斯，今天刚接到马库斯联络官的通知。”她简单介绍自己，没有提及军衔。
“约翰·K。”灰发男子点点头，指了指旁边的两人，“萨拉·文，李振。”
萨拉是一位神色冷静的中年女性，只是微微颔首。李振看起来年轻些，戴着无框眼镜，好奇地打量了伊芙琳一眼。
“坐吧。”约翰说，“还有两个人没到。我们每两周聚一次，讨论一些……标准流程之外的想法。不用太拘束，这里没有记录仪。”他最后一句话说得意味深长，但眼神扫过房间角落几个明显的传感器位置——那是标准的安全配置，任何房间都有。
伊芙琳选了一个位置坐下。陆陆续续又来了两个人，都是男性。三点整，马库斯·陈没有出现。主持的是约翰。
“今天有人提到了‘信息环境对决策韧性的塑造’。”约翰开门见山，没有寒暄，“这是个老话题，但每次都有新角度。谁先开始？”
萨拉推了推面前的茶杯，声音清晰：“我最近在复盘‘灰烬行动’的后勤决策链。表面看是气象预报失误和供应链断裂。但深入看，在关键决策点前七十二小时，所有相关分析员的内部通讯频率下降了40%，而他们对非任务相关的外部新闻浏览时长增加了120%。一种无意识的焦虑和信息规避在蔓延，影响了他们对异常数据的敏感度。”
李振接着道：“这指向了群体情绪作为信息污染源的可能性。我们现有的模型能处理谣言、假消息，但很难量化这种弥漫性的、非指向性的情绪背景噪音。它不改变具体信息内容，但改变了信息接收者的处理权重。”
讨论逐渐深入。其他人也加入了，观点各异，但都围绕信息、心理、决策的交叉地带。伊芙琳大部分时间在听，偶尔在别人询问时，才谨慎地发表一两点看法，引用的都是昨天从资料库里看到的案例和自己的基础推论，没有触及任何敏感领域。
但她注意到，这个“沙龙”的讨论，虽然看似自由开放，始终在一条无形的边界内运行。每当话题可能滑向某些具体部门、当前政策、或者过于理论化的意识模型时，约翰或萨拉会不动声色地将话题拉回实例分析和改进现有模型的框架内。
这是一个受控的减压阀。允许一定程度的思想“出格”，但牢牢框定在安全、实用、非政治的方向。参与者也似乎习惯了这种边界，无人越线。
一个半小时后，沙龙结束。大家各自离开，没有多余的交流。伊芙琳走在最后，约翰在她出门时，状似随意地说了一句：“维兰斯中校，你的背景比较特殊。这里……和前线研究所不同。有些想法，留在沙龙里讨论就好。系统喜欢稳定可预测的输入。”
这是警告，还是提示？或者两者皆是？
伊芙琳看着他，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略带困惑但接受建议的表情：“谢谢，约翰先生。我还在适应。”
回到分析室，天色已晚。她没有再工作，而是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返回住所。
晚餐后，她第一次使用了房间内提供的轻度放松程序——一段引导性的冥想音频，配合缓慢变化的光影。程序声称可以缓解压力，促进深度休息。
她盘坐在客厅的地毯上，闭上眼睛，跟随音频的指引调整呼吸。程序很专业，声音柔和，光影变幻的频率似乎经过精心设计。但在音频进行到第十五分钟，引导词提及“放下对外部环境的感知，专注于内在的平静”时，伊芙琳极其隐蔽地，用舌尖轻轻顶住了上颚的一个特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