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阶官也就是原来的散官，改制后的这二十五级阶官的第一阶就是大名鼎鼎的“开府仪同三司”，武官的第一阶也是同样大名鼎鼎的“骠骑将军”，处在这一阶的官员分别是枢密使、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及各位皇室亲王、郡王和国公。往下的第二阶在文官系统这边名为特进，武官则是辅国大将军和镇国大将军，处在这一阶段的官员则是两府的副职，也就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院、签署枢密院之类的官员，而诸如开国郡公和上柱国这类的勋爵也属于此列。
这二者再往下的阶官便是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直至最低一阶的将仕郎。我们只需要记住和明白一点，这些散官所决定的是一个官员的俸禄等级以及他的上下阶，此人以后升官或是贬官都得按照这个官阶来。这样做不但规范了官员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也明确了官员的升迁途径，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官员的提拔和升迁就有法可依，之前宰相可以随心提拔某个官员或对这个官员的寄禄官进行升降的权力就被剥夺了。一言蔽之，以阶易官其实是夹带私货的，那就是削弱相权以此防止宰相对官员私授恩德。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也看出来了，在这个享受最高阶待遇的官员队伍里缺了好些个超级大腕儿，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宰相大人。但是，这些人不在这一阶里并不是说他们没资格，而是他们这些大腕儿根本就不在这三界之内，因为他们的品阶和地位已经大到无边无阶，所以他们的俸禄和待遇是不在这规定之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官阶是处于最顶层的——正一品，而正一品的这些大佬们是没有阶官的，他们的收入和赏赐是不封顶的。这些人分别是：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也就是宰相）、少师、少傅、少保以及“一字王”。
由此我们又牵引出了宋朝的官员品级制度。在此次改革中，宋朝官员的品级被分为九品十八级，每品又分为正、从两级，位于最高级的正一品，其次就是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以此下推直至从九品。也就是说，宋朝的这十八品级官员其俸禄和晋升路径被分为了二十五阶，这看上去好像不够分，但这里面其实是有门道的。举例来说，同样是知州或知府，但开封府的知府大人其阶官是银青光禄大夫，但杭州知州的阶官可能只是一个光禄大夫，而邕州的知州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中大夫。一句话：同职不同阶。
说完了“以阶易官”，我们再来说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那就是复古唐朝的官职制度恢复三省六部的行政职能。
在此次改革中，宰相（平章事、同平章事）从此以后改称尚书左、右仆射，参知政事则改称尚书左、右丞。这其中尚书左仆射（原首相）兼任门下侍郎负责掌理门下省，尚书右仆射（原次相）兼任中书侍郎负责掌理中书省，三省的分工分别是：中书省取旨揆议，门下省复奏（审核）、尚书省施行。
这其中也有暗藏的门道，尚书左仆射虽是帝国的第一行政长官，但负责领受和传达皇帝旨意并制定措施和方案的却是中书省，而中书省则是由尚书右仆射在掌理。换言之，尚书左仆射所掌理的门下省名以上虽有复奏和审核的权力，但实际上却只是一个负责签字盖章的角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说尚书左仆射看似位高权重，但帝国的行政实权却掌握在尚书右仆射的手里，但尚书左仆射却拥有否决权，这就形成了左右仆射二者相互监督和制衡的局面。
如此一来，宰相尤其是首相的权力就被分化和弱化，而皇帝则是开始直接垂直领导三省。如果像明朝那样直接废掉宰相制度，那么皇帝就更是可以直接垂直领导六部，当然，这事要到后来的朱元璋来办。不过，在此次的改革中，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却是浑身连一根毫毛都没动，军政分离仍然雷打不动的国策。
在分化了宰相的权力并让六部重新成为职能部门之后，神宗又将改革的大手伸向了具体的各个职能部门。他下令将各省、部、台、寺、监等行政机构的所有无具体职事的官员一并罢免，因为从此以后这些都是正经办事的衙门，而这些衙门不养混子。同时，他还下令对各个机构的官员进行定编和定职，也就是规定了各部门的官员名额并划分了具体的职能和职责。
在此基础上，神宗再又下令对政府部门当中职能重叠的机构予以裁撤或合并。这其中最重大的几项变革就是将三司进行了裁撤并将其职能划分到户部和工部，从此号称大宋计相的“三司使”这个官职就不复存在。再者就是将负责考核官员政绩的审官院并入吏部，将负责刑狱复核的审刑院并入刑部，从而以此让兵部、吏部、工部、刑部、户部和礼部的职能得到明确并以此达到“董正官制之实”之目的。总而言之，这次改革让三省六部再度回归正规化和实权化，而不再是之前的挂羊头卖狗肉甚至干脆就是不卖肉。
综上所述，元丰改制让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相权则被严重削弱，官员队伍和行政机构得到了精简，各部官员的职责得到了明确，行政办事的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官员队伍的精简也为国家财政节省了一大笔的支出。
当然，凡事都是有利有弊，这种改革虽然强化了皇权，但弱化相权的后果就是在皇帝之下再没有人能够有权独立做出决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不但没有提升行政的办事效率，反而还造成了问题的久拖不决，因为除了皇帝没有人具有最终的拍板权。
元丰改制更深远意义则在于在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接力下，宋朝不但完成了对社会层面的全面改革，而且也完成了对国家行政层面的全面改革。经过这一轮的变法和改革，宋朝踢开了国库空虚和军队战斗力不足的绊脚石，同时冗兵、冗官和冗费这三座此前将宋朝压得喘不过气以至于举步维艰的大山也被一举踏平，整个国家的整体面貌由此全然一新。从这个层面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所主导的改革大业无疑是极其成功的。
诚然，如此大的动作就像是给一个沉珂甚久的病人下了一剂猛药，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阵痛自然是不可避免，这一点我们谁都无可否认。但是，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的立足点必须要比绝大多数的人都高，你的眼光必须要比绝大多数的人都远，意即所谓的全局意识，你的每一个行为和决策都必须以此为准点，而这也是为政者和主政者所必备的政治素养和战略眼光。
作为一个合格乃至是优秀的政治家，治国理政绝不是在聚光灯下说学逗唱，面对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诉求，如果你想让所有人都满意，那么你终将一事无成。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可以做到让所有人满意，所谓的全民一致拥护无一例外都是在自欺欺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用在政治领域这话就是真理，且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换言之，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和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危局之下必须要有人为大局和长远利益而做出牺牲。壮士求生尚可自断臂腕，况国事乎？
当然，为君为相者乃至于任何一个手执权柄的人也可以鼠目寸光地只为眼前的利弊得失而挥动手中的权杖，或是他纯粹就只知道为个人和所处阶级的利益服务，但这种“只管生前锦衣玉食不管死后洪水滔天”的人注定会背负千古罪人的骂名。然而，这种人也会被历代称颂，被他们的同类、被各个历史时期的既得利益者所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