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果断回应。
挂了电话，他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然后抓起外套往外走。
“主任，去哪？”
秘书追出来。
“去扩建工地。”
王建军头也不回：
“告诉赵主任，从现在起，焊接验收流程按最高标准、最快节奏推进。
所有关键节点的检测数据和现场影像必须同步整理。
我们虽然给不了一份已完成的报告，但必须带上最详实、最可靠的‘过程进度’和‘质量凭证’去汇报。”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
这次不是去人民大会堂，是去国家计委那座庄重的苏式办公楼。
国家计委小会议室。
王建军坐在长桌一侧。
深蓝色中山装的左胸口袋上方，别着一枚鲜红的主席像章。
这是他今天特意戴上的——不是装饰，是身份。
小会议室里坐了七八个人，有计委的，有财政部的。
还有体改办新成立的调研组成员。
王建军没带讲稿，就带着一本厚厚的厂史资料汇编和今年的生产报表。
还有他让整理的最新的进度报告。
对面，计委工业司的陈司长翻开笔记本：
“王建军同志，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实在。
今天请您来，是想更深入地了解，你们红星厂这些年的具体做法和思考。”
“陈司长请问。”
王建军坐姿端正，声音平稳。
“第一个问题。”
陈司长推了推眼镜：
“作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您大力推动民用特种钢生产，甚至自筹资金搞扩建。
这在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同的声音？
您是如何统一革命委员会内部思想的？”
问题很尖锐，直指核心矛盾——“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的冲突。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其他人都紧盯着王建军，似乎也很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
王建军没有回避。
他端起茶杯，缓缓开口：
“不同的声音，一直都有。
但我们革委会每次开会，我都会强调一点——”
他放下杯子，目光扫过全场：“‘抓革命，促生产’。
革命是为什么？
是为了让工人阶级生活得更好，是为了让社会主义祖国更强大。
如果生产搞不上去，工人发不出工资，那抓革命就失去了根基。”
这话说得堂堂正正，用的是那个时代最正确的语言。
“所以……”
他继续道：“我们革委会定下原则：
一切决策，必须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改善职工生活，有利于国家积累。
在这三条原则下，技术革新可以搞。
市场需要可以研究，利润留成可以用于再生产。”
他翻开带来报告指着一页会议记录：“1975年3月12日，革委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决议：批准‘星火一号’试验线建设，资金从厂利润留成中支出。
表决结果：全数赞成，零票反对。”
记录末尾，其他签名整整齐齐，第一个就是“王建军”。
陈司长仔细看了那份影印的会议记录，点了点头：
“统一思想，很不容易啊。”
“是不容易。”
王建军坦诚地说：“但我一直坚信用事实说话。
‘星火一号’投产第一年，就创造利润三百万元。
我们用这笔钱，给全厂职工每人做了一套新工装，修缮了子弟学校校舍。
工人们拿到新衣服，孩子们坐进明亮的教室——
这时候，我们厂所有人都明白了，这条路走对了。”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
“工人是最实在的。
我们红星厂革委会的威信，不是虚的。是靠实打实的真心，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这话说得太直白，会议室里有几位同志交换了一下眼神。
财政部的一位处长接过话头：
“王主任，你们厂账上现在有两千多万存款。
这在全市工业企业里是独一份。这些钱……准备怎么用？”
问题里藏着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