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听出来了。
他微微一笑，从公文包里抽出另一份文件。
“这是我们已经启动的‘星火二号’扩建工程预算。”
他递过去：
“总投资三百五十万元，全部自筹。建成后，预计年新增利润五百万元。”
他又抽出第二份：“这是我们正在编制的职工住宅三期建设方案。
计划投资一百八十万元，再建两栋楼，解决三百户职工的住房困难。”
第三份：“这是厂办技术夜校升级方案。
计划增设机械设计、电气自动化两个专业，聘请退休高级工程师和大学教师授课，年投入三十万元。”
三份文件，整整齐齐摆在桌上。
“我们有钱，但每一分钱，都计划用在发展生产、改善职工生活、培养技术人才上。”
王建军看着那位处长：“我这个回复可以吗？”
处长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王主任，您这话……有水平。”
谈话继续进行。
问题越来越深入，从利润核算方法到技术工人培养，从市场信息获取到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模式。
王建军对答如流。
每个回答都紧扣三个原则：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国家积累。
每个案例都摆出事实数据：
投入多少，产出多少，工人得了什么实惠，国家多了什么贡献。
这是属于后世和实践的智慧——
用最正确的政治语言，包裹最务实的经济逻辑。
下午五点，谈话结束。
陈司长送王建军到门口，握着他的手：“王主任，您的实践很宝贵。
这些经验，我们要好好总结。”
“都是应该做的。”
王建军说：
“我们红星厂一万两千名职工，随时准备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走出计委大楼，傍晚的风还有些凉。
王建军坐进车里，缓缓吐出一口气。
司机小声问：
“主任，现在就回去吗？”
“不。”
王建军揉了揉眉心：“去前门大街转转。买点东西带回去。”
车子融入长安街的车流。
华灯初上，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苏醒。
王建军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他知道，今天这场谈话，他过关了。
不仅过关了，还成功地让那些部委的同志看到了——
他用十年的实践，走出了一条既政治正确又效益突出的路。
这条路，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改革。
车子路过电报大楼，钟声正敲响六点。
浑厚的钟声让王建军思绪回转，想到了家。
家里这几天，正为剩下几个孩子上学的事忙碌。
粮票、布票、工业券都得计划。
她们要去上大学，户口要迁走，粮油关系也要转。
这些手续聂文君大概正在街道办和粮站之间奔波。
靖雯、靖菲几个女孩子的行李。
几个当妈的一定反复检查过好几遍，生怕漏了什么东西。
当轿车拐进胡同口时，司机不得不放缓了车速——前面的路被堵住了。
不是那种乱糟糟的拥堵。
是人群，黑压压的一片，从胡同口一直漫到王家院门附近。
自行车停得歪歪扭扭，下了班的大人、放了学的孩子、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都朝一个方向伸着脖子。
嗡嗡的议论声像夏夜的蛙鸣，隔着车窗都能听见。
“哟，王主任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