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公元513年—581年），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南北朝时期跨越南朝梁、西魏、北周的文学巨匠，宫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亦是中国文学史上“集六朝之大成，开唐诗之先河”的关键人物。
他出身魏晋名门南阳庾氏，自幼浸润江南文风，年少成名，跻身南朝宫廷文学核心。
中年遭遇侯景之乱与西魏南侵，被迫滞留北方，历经国破家亡的巨变。
晚年身居北周高位，却始终心怀故国，其文风由早年的绮丽浮艳转为沉郁苍凉，将个人身世之悲、家国沦丧之痛与乱世沧桑之感熔于一炉，创作出《哀江南赋》《拟咏怀》等千古名篇。
庾信的一生，是乱世文人命运的缩影，其文学创作不仅终结了南朝文学的柔靡之风，更为隋唐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后世尊其为“庾开府”，与徐陵并称“徐庾体”，其作品被辑为《庾子山集》传世，影响深远。
南阳庾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顶级门阀士族，文脉绵延数百年，先祖庾亮、庾翼皆是东晋名臣与文坛领袖，家族世代为官，家风儒雅。
庾信的父亲庾肩吾曾任南朝梁散骑常侍、度支尚书，亦是当时着名的文学家与宫体诗代表人物，与徐陵的父亲徐摛并称“徐庾”，共同推动了南朝宫体诗的发展。
出生于这样的名门世家，庾信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擅诗文，天赋异禀的他很快便在文坛崭露头角。
庾信的文学启蒙始于家庭，父亲庾肩吾亲自教导其诗文格律，将家族的文学基因与创作技巧尽数传授。
十岁时，庾信便随父亲入宫，担任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得以接触宫廷核心的文学圈层。
萧统主持编纂的《昭明文选》对庾信的文学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早年创作便兼具典雅与华丽的风格。
十五岁时，庾信升任东宫学士，与徐陵一同陪伴太子萧纲（即后来的梁简文帝）读书作文，二人年龄相仿，才华相当，时常唱和赠答，其诗作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声律和谐，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徐庾体”，成为南朝宫体诗的主流风格，风靡一时。
青年时期的庾信，凭借卓越的文学才华与家族声望，仕途顺遂，历任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散骑常侍等职，负责起草诏令、编纂国史，同时继续活跃在宫廷文学舞台。
他的早期作品多描写宫廷生活、宴游场景与男女情爱，题材虽显狭窄，却在艺术形式上达到了极高水平。
其诗如《春赋》《七夕赋》，文辞绮丽，比喻精妙，将宫体诗的“丽”发挥到极致。
其赋作则兼具辞藻之美与音律之妙，开创了骈赋的新境界。
梁武帝萧衍对庾信的才华极为赏识，多次召其入宫赋诗，甚至在宴会上亲自动笔唱和，这份恩宠让庾信成为南朝文坛最耀眼的新星，时人无不称羡。
此时的庾信，身处南朝最繁华的建康城，周旋于帝王将相之间，过着锦衣玉食、诗酒风流的生活，其创作虽充满才情，却缺乏对现实的深刻关怀，多为应制之作与宴游之篇，尽显宫廷文人的安逸与浮华。
然而，这份安逸并未持续太久，乱世的风暴已悄然袭来，即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与文学风格。
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之乱爆发，叛军攻破建康，梁武帝被困饿死，南朝梁陷入前所未有的战乱之中，庾信的人生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战乱初期，庾信奉命出使东魏，侥幸避开了建康城的屠戮，却也被迫滞留北方。
待他完成使命返回江南时，建康已沦为废墟，皇室宗亲被杀戮殆尽，父亲庾肩吾也在战乱中病逝，家国破碎的巨大悲痛给庾信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侯景之乱平定后，南朝梁政权分崩离析，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
庾信前往江陵投奔梁元帝，被任命为右卫将军、散骑常侍，负责处理政务与外交事务。
然而，此时的南朝梁早已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交织，西魏政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
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大军大举南侵，江陵城破，梁元帝被杀，十余万江陵百姓被掳往北方，庾信作为南朝着名文人与官员，也被西魏军队擒获，被迫再次北上，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北地流亡生涯。
这次北迁，对庾信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
他不仅失去了故国与亲人，更失去了自由，成为异国他乡的俘虏。
途中的艰辛与屈辱，让他深刻体会到乱世的残酷与生命的脆弱。
而对江南故土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无奈，成为他日后创作的核心情感。
抵达西魏都城长安后，庾信因“文名冠世”受到西魏朝廷的优待，被任命为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后又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尽管身居高位，俸禄丰厚，庾信却始终心怀故国，不愿为敌国效力，多次上书请求归乡，却均被拒绝。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觉代魏称帝，建立北周，庾信继续受到北周朝廷的重用，历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等职，封临清县子，后晋爵为公。
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皆喜爱文学，对庾信的才华极为推崇，时常召其入宫赋诗作文，礼遇甚厚。
然而，这份高官厚禄与荣华富贵，始终无法填补庾信心中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
他在北方虽备受尊崇，却始终以“羁臣”自居，将满腔悲愤与思念寄托于文学创作，其文风也在这段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北迁之前，庾信的作品以宫体诗与骈赋为主，风格绮丽浮艳，题材局限于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虽艺术形式精湛，却缺乏思想深度与情感厚度。
而北迁之后，国破家亡的遭遇、羁旅他乡的孤独、对故国的思念与对命运的悲叹，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作心境与文学风格。
他的作品不再局限于辞藻的堆砌与形式的华美，而是融入了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考与厚重的历史感，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雄浑的独特风格，达到了“穷南北之胜”的艺术境界。
庾信后期的创作，以赋与诗为主要载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哀江南赋》。
这篇赋作创作于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是庾信晚年的巅峰之作，全文长达三千三百余字，以自身经历为线索，追溯了南朝梁的兴衰历程，描绘了侯景之乱与江陵之陷的惨状，抒发了对故国的思念、对亲人的哀悼与对自身命运的悲叹。
赋作中“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等名句，以历史典故反衬南朝梁的覆灭之快，饱含悲愤之情。
“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三江五湖，控荆引越。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则描绘了江南的美好与故乡的温情，与北方的苍凉形成鲜明对比，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哀江南赋》将骈赋的艺术形式与深沉的思想情感完美结合，既有辞藻之美，又有情感之真，被誉为“千古绝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
除《哀江南赋》外，庾信的诗歌创作也取得了极高成就，其晚年诗作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
这组诗模仿阮籍《咏怀诗》的风格，以隐晦的手法抒发了家国之痛、羁旅之愁与身世之感，情感沉郁，意境苍凉。
如“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以北方的边塞风物烘托孤独与思念之情。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则以历史上的羁臣自比，表达了对故国的眷恋与对自身境遇的无奈。
庾信的晚年诗歌，在格律上更加成熟，对仗工整，声律和谐，已具备唐诗的雏形，对后世唐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庾信的散文与铭诔之作也极具特色，其《枯树赋》以拟人化的手法，借枯树的遭遇抒发自身的坎坷命运，文辞凄婉，寓意深刻。
《思旧赋》则悼念故友，情感真挚，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