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孝建三年（公元456年），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的官宦世家陶府诞下一子，取名弘景，字通明。
其父陶隆为宋齐两代名将，家风崇文尚武，自幼便为陶弘景铺设了开阔的学识之路。
史载其“神仪明秀，长眉大眼”，年少时便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聪慧与勤勉——四五岁便能诵《论语》《诗经》，十岁时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读不舍，竟立下“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的隐居之志，这份早慧的出世情怀，为其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
陶弘景的青年时代，正值南朝政权更迭之际，宋、齐交替的政治动荡并未阻碍他的求知之路。
他博览群书，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历法算术、琴棋书画无所不涉，甚至对炼丹术、医药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十七岁时，他凭借通晓历代典章制度的才学，入礼部尚书刘秉府中供事，正式踏入仕途。
在南齐年间，他历任诸王侍读、秘书郎、中书侍郎等职，得以接触宫廷秘藏的典籍文献，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彼时的陶弘景，虽怀揣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却在目睹朝堂权谋倾轧、腐败丛生后，逐渐心生倦怠，那份少年时的山林之念，在心底愈发清晰。
南齐永明十年（公元492年），三十七岁的陶弘景作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上表辞官。
他将朝服悬挂于神武门，毅然告别了纷争的仕途，归隐于江苏句容句曲山（即茅山），自号“华阳隐居”。
此举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他对人生理想的重新抉择。
归隐之初，齐明帝萧鸾曾遣使敕迎其出居蒋山，陶弘景以一诗婉拒：“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诗句清雅淡泊，尽显其超然物外的心境。
茅山的隐居岁月，成为陶弘景学术创作的黄金时期。
作为道教上清派的重要承传人，他遍历山水，搜访道经，致力于弘扬上清经法。
为梳理道教传承脉络，他撰写了带有教派史性质的《真诰》，书中系统叙述了上清经的传授历史，虽对经卷来源作了神化描写，却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道教史料。
更重要的是，陶弘景以茅山为中心，广传上清经法，其学识与声望吸引了朝野众多信仰者，茅山逐渐取代原先的上清派发源地，成为新的教派中心。
自他之后，茅山历代传人多为学识渊博之名士，上清派也因此被后世径称为“茅山宗”，陶弘景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道教重要流派的创始人。
在道教理论建设上，陶弘景的贡献堪称划时代。
他编订了中国第一部道教神仙谱系《真灵位业图》，将天神、地祗、人鬼及诸多仙真共约三千名，以七个等级依次排列，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神仙体系，结束了道教神仙信仰散乱无章的局面。
这一创举不仅规范了道教的信仰体系，更对后世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茅山宗也因此在隋、唐、两宋时期人才辈出，始终在道教诸派别中占据重要地位。
南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萧衍登基称帝，是为梁武帝。
这位与陶弘景有旧交的帝王，对其才学敬重有加，屡次遣使征召出山，均被陶弘景婉拒。
但梁武帝并未就此疏远，反而“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国家每有吉凶征讨等大事，必先派人前往茅山咨询，每月书信往来常有数次，时人因此称其为“山中宰相”。
这份特殊的君臣关系，既体现了陶弘景的学识威望，也反映了他“身在山林，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
梁武帝对陶弘景的支持，不仅体现在政治咨询上，更见于学术研究的资助。
天监三年（公元504年），武帝遣使送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炼丹原料，供其炼制丹药。
天监十三年，敕令在茅山为其建造朱阳馆以供居住。
天监十五年，又为其修建太清玄坛，“以均明法教”。
陶弘景虽隐居山林，却始终与朝堂保持着良性互动，他以道教思想中的“无为而治”为内核，为梁武帝的治国理政提供了诸多建议，间接影响了南朝梁的政治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陶弘景所处的南朝时期，正是佛教与道教相互交融又相互竞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