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市）钟氏家族诞下一子，取名嵘，字仲伟。
作为魏晋名门“颍川钟氏”的后裔，钟嵘的家族有着显赫的过往——远祖钟演为曹魏重臣钟繇之弟，七世祖钟雅在晋元帝南渡后官至侍中，因保卫天子殉难而名垂青史。
尽管到了南朝齐梁时期，钟氏已不复魏晋时的鼎盛，父亲钟韬仅官至齐国中军参军，家世渐趋衰落，但颍川钟氏的文化积淀与门阀意识，仍深深烙印在钟嵘的成长轨迹中。
钟嵘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慧与勤勉，深受家族崇文传统的熏陶，博览经史子集，尤其对诗歌艺术抱有浓厚兴趣。
南朝齐永明三年（公元485年），齐武帝下诏设立国学，征召公卿子弟及员外郎后裔二百人入学，钟嵘以世族子弟身份入选为国子生，开启了系统的学业生涯。
在国子学中，他凭借对《周易》的精深理解，得到了时任国子祭酒、文坛领袖王俭的赏识与器重，王俭不仅对其多加指点，更推举他为州秀才，这份知遇之恩，为钟嵘日后的学术发展与仕途起步奠定了重要基础。
永明年间的南朝齐，正是“永明体”诗歌兴起的时代，沈约、谢朓等人倡导的声律理论逐渐盛行，诗坛呈现出注重形式美的新风尚。
但与此同时，诗坛也潜藏着堆砌典故、刻意雕琢的弊病，这让敏感于文学本质的钟嵘早早生出了批判意识。
青年时期的他，不仅沉浸于诗歌创作与理论钻研，更目睹了朝堂之上的权力更迭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这些经历都为他日后撰写《诗品》积累了宝贵的现实素材与思想沉淀。
齐明帝建武初年（约公元495年），钟嵘正式踏入仕途，起家任南康王萧子琳的侍郎。
彼时齐明帝刚登基不久，虽有励精图治之心，却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导致地方官员纷纷直接上书奏事，朝政运转陷入混乱。
目睹这一弊端，位卑言轻的钟嵘毅然上书进谏，主张“天子当量能授职，三公作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认为君主应各司其职，不必亲理繁碎事务，否则只会“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
这番直言不讳的进言虽切中时弊，却触怒了齐明帝，幸而太中大夫顾嵩为其辩解，称“嵘虽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钟嵘才得以保全，但也因此未能获得明帝的重用，不久后便被调任抚军行参军，随后又出京担任安国县令。
在安国县令任上，钟嵘勤于政事，以清明简约的作风治理地方，虽无惊天动地的政绩，却也深得百姓爱戴。
齐永元末年（约公元501年），他调任司徒府参军，恰逢南朝政权再次更迭——萧衍起兵推翻南齐，建立南梁，是为梁武帝。
朝代更替并未影响钟嵘的仕途连贯性，入梁后，他依旧秉持着直臣本色，于天监初年再次上书，针对当时官吏冗杂、士庶不分的乱象，提出“严士庶、清浊之辨”的主张，建议裁剪冗员、整顿吏治。
梁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其交付尚书省实施，钟嵘也因此升任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行参军，得以重返中枢任职。
天监三年（公元504年），衡阳王萧元简出任会稽太守，素闻钟嵘文才出众，便征召他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之事。
在会稽期间，钟嵘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当时处士何胤在若邪山筑室隐居，恰逢山洪暴发，山中树石多被冲毁，唯有何胤的居所安然无恙。
萧元简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便命钟嵘撰写《瑞室颂》以记其事，这篇颂文辞藻典雅、意蕴深远，一时被士人传颂，更彰显了钟嵘的文学才华。
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前后，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自江州入朝，任西中郎将、丹阳尹，又征召钟嵘为记室，然而不久后，钟嵘便卒于任上，享年约五十岁，其仕途虽辗转多地、职位始终不高，却以屡次直言进谏的风骨，在南朝官场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钟嵘生活的齐梁时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转型阶段，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创作危机。
据《诗品·序》记载，当时士族社会以写诗为时髦，即便是“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孩童，也纷纷附庸风雅，导致诗坛“庸音杂体，人各为容”，呈现出“淄渑并泛，朱紫相夺”的混乱局面。
更令人忧虑的是，诗坛盛行两种恶劣风气：一是堆砌典故，士族子弟为彰显才学，“终朝点缀，分夜呻吟”，使得诗歌“殆同书钞”，丧失了吟咏情性的本质；二是刻意追求声律，沈约等人倡导的“四声八病”之说被推向极端，诗人“务为精密，襞积细微”，导致诗歌“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与此同时，诗歌品评领域也存在着“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弊病，品评者缺乏客观标准，往往凭个人喜好下判断，甚至出现将建安文学开创者曹操列为下品、陶潜与鲍照列为中品的不合理评价。
面对诗坛的种种乱象，钟嵘深感责任重大，他意识到需要一部系统的诗歌批评着作，来确立诗歌创作的标准、理清诗歌发展的脉络、纠正品评的偏颇。
于是，在多年积累与深入思考的基础上，钟嵘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以后，仿照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传统，着手撰写《诗品》（原名《诗评》），这部着作耗费了他晚年的全部心血，也成为他留给后世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诗品》的撰写过程中，钟嵘秉持着“辨彰清浊，掎摭利病”的宗旨，广泛搜集自汉至梁的诗歌作品，深入研究历代诗人的创作风格与传承关系。
他不仅对诗歌创作的本质、形式、题材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见解，更对一百二十位诗人进行了分类品评，将其划分为上、中、下三品，每个品级之下又逐一评述其艺术成就、风格特点与源流传承。
这部着作的完成，不仅是对当时诗坛乱象的有力批判，更构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系统的诗歌品评体系，为后世诗歌创作与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诗品》全书分为三卷，上卷品评上品诗人十一人，中卷品评中品诗人三十九人，下卷品评下品诗人七十二人，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对具体诗人的品评，更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文学理论观点，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里程碑之作。
钟嵘在《诗品》中首先确立了五言诗的正统地位。
在当时，儒家传统观念仍推崇四言诗为“雅音之正”，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均认为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