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设计中，卢辩并非机械照搬古制，而是“因时制宜，皆合轨度”，将《周礼》义理与西魏的政治现实相结合。
例如在天官冢宰之下增设御正、内史等职，既保留了鲜卑族的政治传统，又符合《周礼》“冢宰掌邦治”的核心精神；在礼制规范上，他详细制定了朝会、祭祀、车服、仪仗等制度，使“自孝武西迁，朝章礼度，湮堕咸尽”的局面得以改观。
这种“师古而不泥古”的实践智慧，体现了其专精研究的务实品格，也使六官制度成为北周政权的标志性成果。
卢辩主导的礼制革新，本质上是通过《周礼》的专经实践，为少数民族政权构建华夏正统性。
宇文泰出身鲜卑宇文部，要在北方立足并与东魏、南朝抗衡，必须借助儒家礼制的文化认同。
卢辩的六官制度，不仅重构了官僚体系，更通过“复周孔之道”的文化叙事，使北周从“夷狄政权”转变为“华夏正统”的继承者，这一点从其“配食太祖庙庭”的待遇便可看出，其经术实践被视为北周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撑。
从学术层面看，卢辩的《周礼》实践推动了北朝经学从“书斋注疏”向“治国理政”的转化。
北朝经学虽以“深芜”见长，但往往陷入繁琐考据，卢辩则通过制度建构，将《周礼》的“经世之义”落到实处，证明了儒家经典的现实生命力。
这种“专经致用”的传统，深刻影响了后世儒学的发展方向，隋代“开皇律”、唐代“贞观礼”均吸收了北周礼制的成果，而卢辩的实践正是这一传承脉络的关键环节。
北朝经学呈现“家学传经、师学授业”的双重特征，卢辩作为范阳卢氏家学的代表，同时兼具太学博士、国子祭酒的师学身份，成为连接两类传承路径的核心人物。
其专经研究既延续了东汉以来的训诂传统，又吸收了北朝经师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注经精审、践行务实”的学术风格。
相较于南朝经学“约简得其英华”的特点，卢辩的研究更凸显北朝经学“穷其枝叶、注重实证”的优势，其《大戴礼记解诂》与熊安生的《三礼义疏》并称北朝礼学双璧，共同构成了隋唐经学统一的重要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卢辩的专经研究打破了“经术与政事分离”的壁垒。
在他看来，儒家经典并非束之高阁的典籍，而是“治世之具”，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使北朝经学摆脱了魏晋玄学的空疏之风，重新回归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源。
其一生“凡所创制，处之不疑”，从注经到制礼，从讲学至辅政，始终以专经之学为立身之本，成为北朝儒臣的典范。
卢辩的《大戴礼记解诂》虽在流传中有所散佚，但通过后世学者的辑佚与增补，其核心成果得以保存。
唐代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时，多次征引卢辩的注释，将其学术观点融入官方经学体系；清代乾嘉学派复兴训诂之学，卢辩的注疏成为研究《大戴礼记》的必备文献，王念孙、孙诒让等学者均对其学术价值给予高度评价。
可以说，若无卢辩的专经注疏，《大戴礼记》可能早已湮没无闻，中国古代礼学体系也将缺失重要一环。
在制度层面，卢辩设计的六官制度虽在北周宣帝时有所变革，但其中的礼制精神与治理理念被后世继承。
隋代统一后，虽废弃六官之名，但在官制设置、礼仪规范上仍借鉴北周制度；唐代“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职能划分，与《周礼》六官的精神一脉相承，而卢辩的实践正是这一制度传承的关键中介。
此外，其“因时制宜”的礼制改革思路，为后世王朝的制度革新提供了范本，成为中国古代“礼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卢辩的专经研究，以《大戴礼记》注疏奠定学术根基，以《周礼》实践彰显经世价值，在南北朝这一学术分裂的时代，构建了“注经—讲学—制礼—治国”的完整学术链条。
作为范阳卢氏儒学的传承者，他延续了北方士族的家学传统；作为北朝政权的辅政者，他以经术重构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正统；作为中古经学的转接者，他搭建了汉魏经学向隋唐经学过渡的桥梁。
其专经研究既体现了北朝经学“深芜穷理”的学术特质，又彰显了儒家经典“经世致用”的永恒价值。
在今天回望这段历史，卢辩的学术实践仍能给予我们启示：真正的经典研究，既要沉潜于文字训诂的精微之处，更要立足时代需求，实现学术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在传承中焕发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