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之际，“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儒家经学在战火流离中面临传承危机。
北朝虽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却始终未废经术之学，道武帝“以经术为先”的治国理念，经数代传承形成“斯文郁然”的学术气象。
范阳卢辩，字景宣，作为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儒臣，以其深厚的专经造诣与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成为北朝经学传承的核心人物。
其对《大戴礼记》的系统注疏、对《周礼》礼制的创造性践行，不仅填补了魏晋以来的经学空白，更奠定了北周政权的制度根基，其专经研究的学术路径与实践智慧，在中古经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卢辩出身范阳卢氏北祖，该家族自东汉卢植起便形成“累世儒学”的家学传统，位列北魏“四大高门”，是北方士族经学传承的核心代表。
其祖父卢辅曾任本州别驾，父亲卢靖官至太常丞，专掌礼仪祭祀，叔父卢同赠尚书右仆射，兄长卢景裕更是北朝着名硕儒、国子博士，精通《易经》《礼记》等经典，形成了“一门之内，经术相承”的学术氛围。
这种家族性的经学熏陶，使卢辩自幼便“好学博通经籍”，打下了坚实的经典基础，为其日后专经研究埋下伏笔。
北朝经学传承呈现“重礼”特征，《三礼》之学尤为兴盛，但相较于《小戴礼记》（即后世通行的《礼记》）拥有卢植等先贤注疏，《大戴礼记》自西汉戴德编纂后“未有解诂”，经文晦涩、流传受阻，成为经学传承的薄弱环节。
正光初年，卢辩举秀才授太学博士，有感于此经“义理幽微，传注阙如”，遂立志为之作注，这一选择既体现了其学术眼光，更暗含家族传承的深意——其兄卢景裕曾言：“昔侍中（卢植）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
卢辩以家族先贤为典范，通过对《大戴礼记》的专经研究，完成了范阳卢氏对“二戴礼记”的完整注释，使家族经学传承形成闭环，也填补了北朝经学的学术空白。
卢辩的《大戴礼记解诂》是现存最早的《大戴礼记》完整注本，其注释体例兼具传承与创新。
在注释方法上，他遵循“以经解经”原则，“解释字义，标明音读，叙述史事，考证文字”，既继承了东汉郑玄注经的训诂传统，又结合北朝经学“深芜穷其枝叶”的学术风格，对经文中的礼制名物、历史典故进行详尽考证。
例如对《夏小正》篇的注释，他不仅校正经文讹误，更结合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阐释时令与礼制的关联，其成果被孝武帝召入显阳殿专门讲授，可见其学术认可度。
在内容编排上，卢辩“旁征博引，保存异闻”，将汉代以来散佚的相关文献、师说传承融入注中，使《大戴礼记》的学术脉络得以清晰呈现。
尤为可贵的是，他注重“考论礼服名制，阐述大意”，将礼仪制度与儒家义理相结合，避免了单纯的文字训诂，使注疏兼具学术性与思想性。
这部注疏虽历经散佚，但其核心内容被后世学者广泛征引，成为《大戴礼记》流传至今的重要依托，清代学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便以卢注为基础增补而成，足见其学术生命力。
北朝经学以“遵郑（玄）学为主，兼采众家”为特征，卢辩的注疏既坚守郑玄礼学传统，又吸收了北朝经师的研究成果，成为连接汉魏与隋唐经学的桥梁。
在《大戴礼记》几乎失传的背景下，卢辩的专经注疏使其“斯文不坠”，不仅为当时学者提供了可读之本，更使书中蕴含的上古礼制、伦理思想得以传承。
例如《大戴礼记》中《礼三本》《本命》等篇的礼学思想，通过卢注的阐释，深刻影响了西魏、北周的礼制建设，为宇文泰推行“复姬旦之茂典”的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
此外，卢辩的专经研究推动了北朝“师学”与“家学”的融合。
作为太学博士、国子祭酒，他在朝堂讲学授徒，“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修之礼，受业于辩”，将《大戴礼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培养了一批通晓礼制的儒臣，使专经之学通过官学渠道广泛传播。
这种“注经—讲学—传薪”的学术路径，强化了北朝经学的传承力度，也使《大戴礼记》从冷门典籍成为官学核心教材之一。
如果说《大戴礼记》的注疏是卢辩专经研究的理论成就，那么对《周礼》的践行则是其经世致用的集中体现。
西魏时期，太祖宇文泰“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欲以《周礼》为蓝本改革官制，最初命苏绰主持其事，然苏绰猝逝，这项重任便落在了“通儒术、明礼制”的卢辩身上。
卢辩以《周礼》“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官体系为核心，“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于魏恭帝三年（556年）正式推行六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