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后期政权对峙、天下扰攘的乱世之中，西魏这片偏安关陇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位集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苏绰。
字令绰，武功郡（今陕西扶风东南）人，生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卒于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虽享年不足五十，却以短暂而炽烈的生命，为西魏的崛起与强盛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是三国曹魏名臣苏则的九世孙，累世为官的家族传承赋予其深厚的家学积淀；他博览群书、尤善算术，以经世致用的学识洞察时弊；他得遇明主宇文泰，以《六条诏书》为纲领擘画治国蓝图，以计账户籍之法整顿内政，以精简冗员、屯田兴农充实国力，最终积劳成疾、以身殉国，成为西魏霸业的核心奠基人，其思想与制度更深刻影响了北周乃至隋唐的历史走向。
苏绰出身关陇地区的名门望族，其家族自三国曹魏以来便累世担任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家学渊源深厚，门风清正。
九世祖苏则是曹魏时期的名臣，官至侍中，封都亭侯，以刚正不阿、清廉自律着称，其“心如清水，行如白玉”的品格，成为苏绰毕生践行的精神标杆；父亲苏协曾任武功郡守，在地方治理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对苏绰早年的处世与治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苏绰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与强烈的求知欲，史载其“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无论是儒家经典、历史典籍，还是算术、历法等实用之学，他皆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青年时期的苏绰并未急于求仕，而是沉潜治学，静观时变。
当时的北魏王朝已步入末年，朝政腐败，战乱频仍，关陇地区虽相对安定，却也面临着政权更迭的暗流。
苏绰深知乱世之中，唯有真才实学方能立足，因此他拒绝了一些虚名薄禄的征召，潜心钻研治国理政之道，尤其注重对历代兴亡得失的总结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
这段潜学岁月，不仅让他积累了渊博的学识，更培养了他洞察时弊、务实求真的思维方式，为日后登上政治舞台、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绰的才华最初并未被统治者察觉，初入仕途时，他仅被任命为行台郎中这一基层官职。
在任一年多的时间里，宇文泰并未深入了解这位年轻官员的才能，但行台各部门遇到难以决断的事务，都会主动向苏绰请教，而他总能条分缕析、精准裁断；官府之间通行的公文格式，也由苏绰制定规范，其高效与严谨让行台官员无不称赞。
这段基层任职经历，让苏绰得以深入了解官场运作的弊端与民间的实际情况，更让他在实践中锤炼了行政能力，为日后参与中枢决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苏绰命运的转折点，源于一场看似偶然的“昆明池对”。
当时，西魏权臣宇文泰与公卿大臣前往长安昆明池观看捕鱼，途经城西汉代仓库遗址时，宇文泰随口询问左右此地的历史典故，在场众人竟无一人能答。
就在此时，有人进言：“苏绰博识多通，可问之。”
宇文泰随即召见苏绰，没想到苏绰不仅对汉代仓库的历史渊源娓娓道来，更能旁征博引、详略得当，让宇文泰大为赞赏。
兴致盎然的宇文泰并未满足于此，又进一步向苏绰询问天地造化的起源、历代兴亡的轨迹。
苏绰凭借渊博的学识与敏锐的洞察力，对答如流，言辞精辟，既阐述了儒家的帝王之道，又融入了申不害、韩非的法家精要，其深刻的见解与独到的治国思路，让宇文泰深感震撼。
这场君臣对话从午后持续到深夜，宇文泰起初还躺着倾听，后来竟不由自主地起身整衣端坐，不知不觉间移席向前，生怕错过任何一句真知灼见。
苏绰侃侃而谈，直至天明，宇文泰仍毫无倦意，全然忘却了原本观看捕鱼的初衷。
次日清晨，宇文泰立刻召见仆射周惠达，感慨道：“苏绰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
周惠达早已深知苏绰的才能，此前他与宇文泰议事时，曾因无法应答而请辞外出，正是苏绰为他权衡裁定，才让他顺利复命。
得到宇文泰的认可后，苏绰随即被任命为着作佐郎，不久便升任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要务，从此成为宇文泰最为倚重的谋臣。
这场“昆明池对”，不仅是两位有识之士的思想碰撞，更是西魏霸业的开端——宇文泰找到了能助他实现富国强兵的“王佐之才”，苏绰也终于得到了施展毕生抱负的广阔舞台，君臣二人自此同心同德，共同开启了西魏的改革之路。
大统七年（541年），在宇文泰的支持下，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以西魏文帝的名义正式颁行，成为西魏乃至北周的治国纲领。
这六条诏书涵盖“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既植根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与伦理道德，又融入了法家的务实精神与行政效率，针对性地解决了北魏末年以来的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成为西魏改革的总章程。
宇文泰对这份诏书极为重视，不仅将其置于座右时时研读，更下令“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将掌握诏书精神与相关行政技能作为官员任职的必备条件。
“先治心”被置于六条诏书之首，体现了苏绰对官员素质的高度重视。
他认为，官员是治国理政的核心，“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而治理百姓的关键，首先在于官员自身的修养。
苏绰主张，官员必须“清心”，做到“心气清和，志意端静”，摒弃贪婪、浮躁等杂念，让“心如清水，行如白玉”；在思想上要坚守至公之理，在行为上要践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朴等美德，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引领百姓。
只有官员自身品行端正，才能明辨是非、公正处事，进而实现“一身自治而治民”的目标，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西魏官僚队伍的建设，为营造清廉高效的政治风气奠定了基础。
在“先治心”的基础上，苏绰提出“敦教化”，将道德教化作为稳定社会的根本手段。
他认为，人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化而迁”，北魏末年之所以战乱频仍，根源在于教化不兴、风俗浇薄，“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
因此，苏绰主张官员应“上承朝旨，下宣教化”，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向百姓倡导慈爱、仁顺、和睦、敬让的美德，让百姓在潜移默化中摒弃奸伪之心与嗜欲之性，逐渐形成淳和质朴的社会风俗。
他认为，教化的核心在于教民孝悌，让百姓懂得慈爱亲人；教民仁顺，让百姓懂得和睦相处；教民礼义，让百姓懂得敬让他人，三者兼备则王道可成，天下可治，充分体现了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
针对当时民生凋敝、粮食短缺的现状，苏绰将“尽地利”作为治国的重要举措，强调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他指出，“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只有先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才能推行教化、实现社会稳定，“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民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