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苏绰要求各州郡县的官员，每年年初必须督促百姓及时耕种，“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在农忙时节，要鼓励男女老少齐力劳作，如同“援溺救火”一般重视农事；对于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者，要及时加以责罚，以儆效尤。
同时，他还提倡在农闲时节教民种桑植果、饲养禽畜，发展副业生产，补充民生之需，通过这些措施，西魏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粮食储备日益充足，为富国强兵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官员选拔多以门第为标准，导致“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官场充斥着庸碌无能之辈，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与治理效果。
针对这一弊端，苏绰在“擢贤良”中提出了全新的选官标准：摒弃门第偏见，“不限资荫，唯在得人”，选拔官员应以“志行”为先，才能次之。
他认为，“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必以其材而为治也；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将由其官而为乱也”，只有品德端正的人，才能运用才能为百姓谋福祉；反之，即便才华出众，也只会危害社会。
为了确保选官的公正性，苏绰主张通过实际任职情况考察官员，“任而试之，考而察之”，从居家品行到乡党口碑，全面了解其为人处世，同时精简冗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通过这些措施，西魏选拔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刷新了吏治，提升了政府的行政效能。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的稳定，苏绰在“恤狱讼”中强调，官员断案必须秉持至公之心，严禁酷刑拷问与主观臆断。
他提出了“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的司法原则，要求官员在断案时务必谨慎细致，多方查证，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他注重刑罚的教化作用，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惩罚本身，而在于“杀一利百，以清王化”，对于“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者，可施以重刑以警示世人，但对于普通百姓的过失，应尽量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这一司法思想既体现了儒家的仁政理念，又兼顾了法家的法治精神，有效遏制了北魏末年以来司法腐败、冤狱丛生的乱象，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赋税徭役繁重不均，是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
苏绰在“均赋役”中主张，官员应提前做好赋税徭役的规划，严禁临时横征暴敛，确保百姓的生产生活不受干扰；在征发赋税徭役时，要遵循孔子“均无贫，和无寡”的教诲，根据民户的贫富状况与人口多少合理分摊，“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让百姓能够公平负担国家义务。
这一举措有效减轻了贫苦百姓的负担，遏制了豪强地主转嫁赋役的弊端，缓和了社会矛盾，让百姓能够安心从事生产，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除了《六条诏书》这一治国纲领，苏绰还在宇文泰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革新，涵盖行政、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以实干精神将改革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效。
在行政制度方面，苏绰创制了“朱出墨入”的文案程式，规定朝廷发出的公文用红色书写，地方上报的公文用黑色书写，这种清晰的区分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公文处理的效率与准确性，成为后世公文制度的雏形；同时，他大力精简冗员，合并冗余机构，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权限，避免推诿扯皮，让行政体系更加高效运转。
这些措施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更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为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经济制度方面，苏绰制定了计账、户籍之法，要求地方官员详细统计辖区内的户口、土地、粮食产量等数据，定期上报朝廷，让朝廷能够准确掌握全国的经济状况，为赋税征收、徭役征发提供科学依据；他还推行屯田制，组织军队与百姓开垦荒地，尤其是在边疆地区设置屯田，既解决了军粮供应问题，又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此外，他设立乡官制度，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理，督促百姓发展生产、遵守教化，形成了“乡官理民，屯田养兵”的良性循环，让西魏的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
在文化方面，苏绰针对六朝以来浮华空洞的文风，亲自撰写《大诰》作为范文，痛斥浮华文风的弊端，倡导古朴务实的文风，要求西魏的公文与文学创作皆以此为标准。
《大诰》文风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既体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又符合务实的改革精神，有效扭转了当时文坛的不良风气，让文化创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治国理政与社会教化。
此外，苏绰还着有《佛性论》《七经论》等着作，虽已失传，但从残存的记载来看，这些作品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体现了他兼容并蓄的学术视野。
在军事方面，苏绰也为西魏的军事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统三年（537年），东魏丞相高欢兵分三路进攻西魏，诸将皆主张分兵抵抗，唯有苏绰与宇文泰意见一致，主张集中兵力袭击东魏大将窦泰的军队。
宇文泰采纳了这一建议，亲率精锐部队突袭潼关，一举活捉窦泰，其余两路东魏军闻讯仓皇撤退，西魏得以转危为安。
这场潼关之战的胜利，不仅挫败了东魏的进攻势头，更巩固了西魏的政权，充分展现了苏绰的军事谋略与远见卓识。
苏绰的一生，是为西魏霸业鞠躬尽瘁的一生。
他深知天下尚未平定，国家百废待兴，因此始终以“国家大事为己任”，日夜操劳，不辞辛劳。
史载其“勤俭朴素，不经营产业，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日常生活极为简朴，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理政之中；他广泛访求贤能之士，积极推荐有识之才，所提拔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为朝廷重臣，为西魏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宇文泰对他更是推心置腹，无比信任，有时外出巡游，会将预先签字的空白纸张交给苏绰，让他根据实际情况决断政务，回来后只需告知即可，这种君臣相知的信任，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严重损害了苏绰的健康。
大统十二年（546年），苏绰因积劳成疾，在任上病逝，享年四十九岁。
宇文泰得知这一消息后，悲痛欲绝，“哀动左右”，他亲自前往吊唁，抚摸着苏绰的遗体痛哭道：“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
这份悲痛，既是对一位忠臣良将的不舍，更是对一位知己的深切缅怀。
为了表彰苏绰的功绩，宇文泰下令厚葬苏绰，并追赠其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文”。
苏绰的功绩与精神，并未随着他的离世而消散。
周明帝二年（558年），苏绰被配享于周太祖宇文泰的庙庭，与宇文泰一同接受后世的祭祀；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追封苏绰为邳国公，认可他为隋唐统一奠定基础的历史贡献。
他的儿子苏威继承了他的学识与品格，成为隋朝的名臣，官至尚书左仆射，继续践行着苏绰的治国理念；他所制定的《六条诏书》、计账户籍之法、公文程式等制度，被北周与隋朝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隋唐盛世制度体系的重要源头；他所倡导的清廉务实、重视教化、发展生产的治国思想，更是成为后世统治者的重要借鉴。
纵观苏绰的一生，他以渊博的学识洞察时弊，以务实的精神推行改革，以忠诚的品格辅佐明主，以短暂的生命书写了不朽的传奇。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武功，却以制度革新为西魏注入了强盛的动力；他没有华丽浮夸的言辞，却以《六条诏书》擘画了治国的蓝图；他没有积累丰厚的家产，却以清正廉洁的品格赢得了君臣百姓的敬仰。
在南北朝那个乱世之中，苏绰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关陇地区的发展之路，为后来的隋唐统一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千百年后，当我们回望那段动荡的历史，苏绰的名字依然闪耀着智慧与实干的光芒，他的治国理念与改革精神，依然能为后世提供宝贵的启示，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