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政策上，我党建立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始发行东北地方流通券，作为控制区的统一货币，为生产和贸易提供信贷支持。通过设定合理比价（1:10）及限期兑换，伪满币一段时间后就被禁止流通了。这样一来，既让老百姓手里的钱不至于瞬间作废，又通过兑换收回了大量旧币，为新政权掌握了经济主动权。成功稳定了金融秩序，赢得了民心。民主政权废除日伪时期的苛捐杂税，代之以按阶级和收入合理征收的累进税制，减轻了最底层民众的负担。
我党积极发展对内、对外贸易，组织粮食、木材、大豆等土特产的收购、加工与销售，换取根据地急需的布匹、药品、军工原料等。在控制区区之间以及与国统区、苏联、韩国边境开展贸易，活跃了经济。
在控制区内我军大力围剿土匪，维护地区社会安定。安置因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以及天灾引发的灾民，放救济粮款，并组织生产自救。
经过一系列政策实施，我军控制区迅速稳定了下来，共产党也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我军控制区很快就成为了有相当民意基础的根据地。
9月中旬东北行营主任熊向式晖一行人来到沈阳，建丰也是其中。熊式晖是代表国府接收东北主权、恢复秩序。熊向晖首要问题是与苏军谈判苏军撤离东北的时间表，以及国府接收程序。他来沈阳是为了向杜聿明了解东北实际情况，并交换双方意见。此时杜聿明已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在东北成为了仅次于熊式晖的国党2号人物。杜聿明详细介绍了国军控制区的状况，并提到了共党早就在筹谋东北，苏军进攻东北后，共军的快速发展更是惊人。共党除自身控制区外，在苏军控制区内共党也得到了苏军的大力支持，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其控制区内中小城市均有共军联合驻守。
国军在沈阳附近有4个主力军，还有收编的伪满军一部，总兵力达到15万余人。但共军总体实力也不可小视，国军被局限在了沈阳周边，并与共军犬牙交错。辽西走廊、热河、南满、东满、西满、北满等大片地域被共军占领，以国军的实力自保倒是没有问题，进取却显不足。杜聿明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国共还在和谈，苏军还在东北，不宜与共军发生冲突，先解决苏军撤离东北、国府接收苏军控制区才是首要问题。
苏联与国府有协议，苏军将于11月中旬开始撤军。为避免苏军控制区被共军所趁，杜聿明建议熊式辉及东北行营应尽快进入苏军控制区，与苏军谈判接收问题。
熊式晖出发前曾认为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应该不难，但通过杜聿明，他了解到了东北形势的严峻。熊式晖听从了杜聿明的意见，前往长春与苏军进行交涉。熊式晖见到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允许中国政府派往东北的行政人员（省政府主席和市长等）去东北接收各级地方政府，而工矿企业、铁路交通、兵工厂等接收人员和国民党政府军队一律不许进入苏军控制区。苏方认为其控制区内日本人所有厂矿企业均是苏军的战利品。熊式晖提出的国军在大连登陆的希望也被马林诺夫斯基严词拒绝，他无奈只得先行派出行政人员进入苏军控制区接收各级政府，然而没有军事力量支持的行政接收，注定只会是一场空。
熊式晖与马林诺夫斯谈判的同时，国府与苏联的谈判还在继续。虽然前期双方达成了一些事务性协议，但关于中长铁路，租借旅顺的核心问题还未完全达成一致。苏军事实上占领了这些区域，但只要中苏两国还没有签定协议，苏军长时间呆在这些地方就没有法理依据。苏联承认东北主权属于中国，苏军始终是要从东北撤军的。为达成让苏军按期撤兵的目标，国府也在积极寻求美国对苏联施压。
美军以盟军的名义抢先全面接管了日本，麦克阿瑟在东京成立了“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GHQ），该机构以美军为主体，下设民政、经济、资源等9个局，全面接管了日本的内政管理。尽管名义上存在由11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和由美、苏、中、英4国组成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但实际决策权完全掌握在麦克阿瑟和GHQ手中。
根据《波茨坦公告》等文件，中、美、英、苏四大战胜国有权驻军日本，并分区占领日本。美国最初也是支持分区占领日本的，这样可以分担占领成本和压力，并体现盟国合作。但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以及为防止苏联在远东扩张影响力，决定独占主导权，避免权力分享。日本投降后，苏军曾计划登陆北海道，但美国政府明确拒绝苏联占领北海道的要求。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甚至警告，将“消灭登陆北海道的所有苏联军人”。苏联因本身海军实力不足以及希望得到美国资金支持战后重建，放弃了占领北海道。
美国政府占领日本的方案出现了变化，从四国分区占领日本转变到不希望苏联进入日本，以美国为主导，由中美英三国共同管控日本。四国分区占领日本的方案中国驻军的主要占领区在日本四国岛，新方案中国驻军的核心占领区域为爱知县，司令部设于名古屋，驻军规模5一10万，必要时可把驻军范围扩展到三重县、静冈县，这三个区域覆盖日本中京工业区核心地带，是日本经济和产业精华区域。
9月上旬美军在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登陆，进入了韩国。按照协议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分界对朝鲜半岛实施军政管理。美、苏分别在38线南北成立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和苏联军政府。这也为朝鲜半岛的分裂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