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重庆国共两党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远在山西国共两党为控制晋东南而大打出手，与我党作战的倒不是中央军，而是阎老西的晋绥军。
山西是阎老西认为的自留地，日本投降后，上党地区日军及伪军拒不向我军投降，我军对上党地区发起了进攻，晋绥军强行占领上党地区。上党地区位于我军太行根据地与太岳根据地之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我军坚决发起了反击，整场场战役第129师执行。就在国共和谈期间，八路军以少胜多，歼灭了国民党军3.5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还生俘了敌军长史泽波。
上党战役是八路军在抗战胜利后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歼灭战，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战役的胜利直接配合了重庆谈判，为我党争取了有利地位。
国共两党谈判在解放区及保留军队问题上短时间内无法达成一致，我党领袖已到重庆一个多月了，我方决定让首长先回延安。行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并公开发表，史称“双十协定”。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国府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确定了召开各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谈判还促成了的结束，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0月11日我党领袖离开重庆，回到延安。首长指示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坚定不移的原则。显示出他时刻警惕着国党的进攻。国共两党矛盾太深，缺乏信任基础，在有强大外敌的压力的情况还可勉强保持合作，外敌压力消失之后，国共之间的矛盾逐渐变得不可调和。
东北长春，一座原伪满大臣的大宅里，熊式辉犹如一头困兽一样，来回在屋里转圈。虽然苏军已经答应东北行营行政人员可以行政接收苏军控制区的各城市。但十多天过去了，委派出去的封疆大吏一个巴掌都数得出来，苏军以交通、安全等理由迟迟不让出发。即使是长春，熊式晖的东北行营也毫无作为，他要求驻长春苏军协助接收，但苏军以“中国内政，不便协助”为由拒绝。连熊式晖他们住的那座宅子的警卫、厨子、佣人等都是苏联人，东北行营的这些警卫人员也被要求缴械。苏联人不配合，熊式晖无法有任何行动。一段时间后，熊式晖甚至发现东北行营的警卫换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他眼睁睁地看着东北行营被中共武装“保护”起来。
东北行营与苏军又进行了两轮谈判，熊式晖仍试图说服苏军马利诺夫斯基让国军在大连登陆，国党使用美军舰艇向东北运兵的计划，触动了苏军敏感的神经，苏方态度更加强硬。马利诺夫斯基以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为由，明确国军不能在此港登陆。 其他港口则语焉不详。熊式晖提出沈阳国军北上的问题，苏方明确拒绝，称只有等苏军撤离完成后，中国军队才能进入。熊式辉提出东北行营要编练地方保安团队，马利诺夫斯基未置可否，但明确表示，不准在苏军控制区改编东北伪军。并说明，东北各地的抗联和原东北军武装及其建立的政权是东北人民建立的，属中国内政，苏军不便干涉。熊式晖又提出苏军协助国党接收日本及伪满在东北的工业及其设备。苏方明确告知熊式晖，东北苏军所占区域的日本人工矿企业都是苏方的战利品。熊式辉、建丰极力反对，并向苏方表示抗议，但苏方置之不理。拆卸工业设备的工作苏军仍然在我行我素进行着，东北行营毫无办法。东北行营提出几乎所有的要求在苏军那里，要么得到的是明确的拒绝，要么就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拖延。熊式辉这才意识到，苏军撤退和东北接收未必如国党以前所预期的那般顺利。
熊或晖向国府报告了东北接收遇到的问题，常申凯想当然地认为，苏军的态度与要求只是军方的意见，并不代表苏联政府的意见，将谈判情况以备忘录形式由外交部转达苏联政府,予以纠正。同时指示东北行营继续加强谈判，据理力争，尽快建立国民党省、地、县各级行政机构。在一来往之间，时间在飞快的流逝。
苏军占领东北后，将所有银行的现金和贵重金属全部提走。从9月24日起，苏军又在东北发行军票，变相地让中国人负担了苏军驻扎东北期间的军费。苏方在东北发行了相当于当时东北货币总额的28亿元军票。东北行营发现后向苏军抗议，苏方认为这些军票国府以后完全可以向日本索赔。
国军在沈阳周边的情况也逐渐不容乐观起来。国军进入沈阳后，未进行严格甄别，很多罪大恶极的伪满军队都被国军收编，头头被封官许愿，中将、少将满地跑。别看这些人打仗不太行，但平日里欺负老百姓可是一把好手，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短时间内就开始引起民愤。同时这些家伙虚报编制，吃空饷，要军饷，也给东北国府造成沉重负担。
国军中高级军官们开始做起了一本万利的，军队非法接受公共财产，军方勾结地方豪强霸占工矿企业，甚至于部分军队还公然让自己士兵去当“打工人”挣外快。沈阳城内投机倒卖成风，国府、国军大员们都是想着如何把接收财宝往关内运，至于东北的建设压根就没上心。胆子大的高级军官军长甚至在沈阳的各大银行设立了专门办事处，警卫员都成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帮助这些高级军官们敛财和转移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