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上午10点，第27天。
谢海林的手忽然停住了。他举起一张泛黄的指纹卡片，对着灯光反复比对，呼吸渐渐急促。
“你们看这个，”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斗型纹的核心位置，这个分叉点，还有这条终止线——和‘9·25参茸加工厂抢劫案’现场指纹的吻合度超过80%！”
卡片上的名字是：张小林。
档案显示：张小林，男，26岁，吉林省冶金建设公司工人，1983年因盗窃罪被判刑3年，1986年刑满释放。照片上的年轻人留着寸头，眼神阴鸷，嘴角下撇，透着一股戾气。
更关键的是社会关系排查结果——张小林的邻居、好友邹广强，吉林化工设备厂电焊工，身高恰好1米7，具备改造射钉枪的技能。
“就是他！”王铁军副局长拍案而起，“抓！”
第四章：筒子楼里的抓捕与两把血枪
1991年12月18日晚8点，昌邑区兴华街筒子楼。
这是个典型的工人聚居区，楼道里堆满煤球和白菜，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和腌酸菜的味道。8名便衣干警分成两组，悄无声息地封锁了楼栋前后出口。
刑警李刚深吸一口气，敲响了张小林家斑驳的木门：“张师傅在家吗？居委会的，查暖气漏水。”
门内沉默了几秒，传来警惕的声音：“我家暖气管子好着呢。”
“不行啊，楼上邻居家漏得厉害，得挨家查查源头。”李刚的声音很自然，右手却已按在腰间的枪套上。
门开了一条缝。张小林半张脸出现在门缝后，眼睛扫视着门外——就在这一瞬间，李刚猛地用肩膀撞开门，身后干警一拥而上！
“干什么！你们——”张小林的惊呼被按倒在地的闷响打断。手铐“咔嚓”锁住手腕时，他还在挣扎：“我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人！”
路过邹广强家门口时，李刚眼角余光瞥见——门缝下的灯光忽然熄灭了。
“不对劲！”他打了个手势，两名干警飞起一脚踹开邹广强家的木门。
屋内，邹广强正慌慌张张地将一个布包往床底下塞。床垫被掀开的瞬间，所有干警都倒吸一口凉气——
一把54式手枪，枪身上的磨损痕迹与常国义丢失枪支的描述完全吻合。
一把64式警用手枪，枪套上绣着的警号清晰可辨：吉警-0217——那是祝晓强的警号。
“全都不许动！”枪口齐刷刷指向瘫软在地的邹广强。
第五章：83严打种下的恶之花
审讯室惨白的灯光下，邹广强的心理防线在两个小时彻底崩溃。这个身材矮小的电焊工哭得涕泪横流，断断续续地吐露了一个延续四年的血腥复仇故事。
而一切的源头，要追溯到1983年那个炎热的夏天。
“那年我18岁，刚进冶金建设公司当学徒。” 张小林在后来单独审讯时，语气反而异常平静，“车间主任让我把一批废铜丝送到仓库，我顺手拿了一小卷——真的就一小卷，想给妹妹做个铁丝毽子。”
谁也没想到，1983年全国“严打”风暴刮到吉林时，每个单位都有抓人指标。车间主任交不齐人数，就把张小林报了上去：“多次盗窃生产物资”。
“审判就用了20分钟。”张小林冷笑，“我说我就拿过一次，法官说‘严打期间从重从快’。三年劳改，就因为一卷值不了两块钱的铜丝。”
在劳改农场，他遇到了邹广强——这个同样因为“流氓罪”（实则是和女邻居多说了几句话被举报）入狱的年轻人。狱中的欺凌、侮辱，像毒液一样浸透了两个年轻人的心。
“他们毁了我一辈子。” 张小林盯着审讯室的墙壁，眼神空洞，“那我就毁掉更多人的一辈子。警察、干部……这些穿制服的，都该死。”
1987年冬天，两人在江南炼油厂附近用匕首捅死了第一个无辜路人。“那是练胆。”邹广强颤抖着交代，“张小林让我把内脏挖出来埋了，说这样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
从那时起，恶魔正式出笼：
· 1988年7月，龙潭山晨练青年被射钉枪击杀；
· 1990年2月，夜归工人被射钉枪击伤（“测试威力”）；
· 1990年11月，便衣铁路警察被杀（未携带配枪，只抢到空枪套）；
· 1991年7月24日，检察院干部常国义被杀，抢得54式手枪；
· 1991年9月17日，出租车司机白志强被枪杀；
· 1991年9月25日，参茸加工厂抢劫，两名值班人员遇害；
· 1991年10月5日，沙河子派出所遇袭，抢得64式警用手枪……
“我们没想跑。”张小林最后说，“枪里的子弹打光，我们就自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经最终核实，张小林、邹广强团伙在四年间共作案11起，致19人死亡，3人重伤。被抢枪支两把，子弹47发。
终章：枪声与余生
1992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二，吉林市剧场公审大会。
能容纳千人的剧场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当法警将张小林、邹广强押上台时，台下爆发出海啸般的怒吼。
“枪毙他们！”
“畜生！”
矿泉水瓶、纸团雨点般砸向审判台。张小林面无表情地站着，邹广强则双腿发软，需要两名法警架着才能站稳。
法官宣读死刑判决书用了整整四十分钟。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个字落下时，剧场里响起长久的掌声——那掌声里掺杂着愤怒、悲痛，以及迟来的慰藉。
三天后，2月18日上午，吉林市郊区刑场。
北风卷着雪沫抽打在行刑队员的脸上。张小林在最后一刻提出想见妹妹一面，被依法拒绝；邹广强则哭着向父母所在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两声枪响几乎同时响起，两个罪恶的生命在1992年寒冷的早春画上句号。
而那些被改变的人生，却要继续跋涉漫漫长路。
祝晓强的妻子王洪娟，在丈夫牺牲那年才32岁。这位中学语文老师此后没有再嫁，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2011年，儿子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入职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送儿子南下的火车月台上，王洪娟反复叮嘱的就一句话：“出警一定要穿防弹衣，妈不盼你立功，只求你每次都能平安回家。”
常国义的女儿常晓娟，如今已成为一名检察官。办公室抽屉深处，一直珍藏着一张已经模糊的照片——那是父亲留下的最后礼物。每次承办重大案件感到疲惫时，她都会看看那张照片：“爸，您没走完的路，女儿替您走。”
老刑警谢海林因破案有功获得的三万元奖金，他分文未留：一万给了牺牲同事家属，一万捐给了希望工程，剩下一万作为“青年民警培训基金”。“我干了一辈子警察，”退休那天他说，“最欣慰的是没让一个凶手逍遥法外，最难过的是看着战友倒下。”
这场持续150天的追凶，最终以正义的枪声告终。但它在吉林公安史上刻下的伤痕，至今仍在隐隐作痛。每年新警入培训，这个故事都会被反复讲述——不仅为了缅怀，更为了警示：
罪恶的种子可能萌芽于任何一个看似微小的不公，而警察肩上扛着的，从来不只是自己的安危，更是一座城市的安全，是千万个家庭的完整，是那些牺牲战友未竟的誓言。
血写的教训，当用忠诚去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