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那个春寒料峭的深夜，广西来宾市的街道上行人稀少。
凌晨一点许，一辆租来的黑色轿车静静停在某高档小区外的阴影里。车内坐着三个男人，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忽明忽灭。
坐在驾驶座上的韦树峰掐灭第五支烟，眼睛死死盯着小区三栋的单元门。
这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在来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担任主任科员已有八年。
副驾驶上的李建强不停搓着手，后排的王志刚则反复检查着后备箱里的“装备”——手铐、麻绳、铁链，还有两卷厚厚的胶带。
“第三天了。”李建强压低声音说，“再不来，这租车钱都够呛。”
韦树峰没吭声。他知道今晚必须得手——59岁的来宾市人民医院院长周芳，每个周末都会去郊区看望老母亲，深夜才独自返回。前两晚他们扑了空，但情报不会错。
凌晨一点四十分，一道瘦削的身影出现在小区入口。昏黄的路灯下，周芳提着公文包，脚步有些蹒跚。他刚结束一场应酬，酒意未散。
“来了。”韦树峰的声音冷得像冰。
三人迅速下车，借着绿化带的掩护靠近。周芳正低头掏钥匙，单元门的感应灯突然灭了——王志刚提前剪断了线路。就在这一片漆黑中，一个麻袋猛地套住了周芳的头。
“唔——”周芳的惊呼被一只粗壮的手捂了回去。
“纪委办案！老实点！”韦树峰厉声喝道，声音里透着官腔的威严。
周芳浑身一僵，竟真的停止了挣扎。三人趁机架起他，连拖带拽塞进后备箱。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小区恢复死寂，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山洞里的“审讯”
车子在盘山公路上疾驰一个多小时，最终停在城北二十公里外一处废弃采石场。这里山洞密布，人迹罕至。
山洞深处，周芳被铁链吊在岩壁上，双脚勉强够着地面。麻袋取下时，他看见三个戴着口罩、身着深色夹克的男人，眼前的手电筒光刺得他睁不开眼。
“周芳同志。”韦树峰搬了块石头坐下，语气严肃，“我们是自治区纪委专案组的。接到群众举报，你在担任院长期间存在严重违纪问题。现在给你坦白从宽的机会。”
周芳的酒全醒了，冷汗浸透了衬衫。他声音发抖：“领导，我……我一直遵纪守法……”
“啪！”鞭子抽在岩壁上，碎石飞溅。
李建强举着从五金店买的皮鞭，恶狠狠道：“64排ct机怎么回事？500万的设备你1500万采购，当纪委是傻子？”
这句话击中了周芳最脆弱的神经。他双腿发软，铁链哗啦作响。作为医疗系统的人，他太清楚纪委办案的流程——如果没有确凿证据，不会直接点出具体设备。
“我……我交代……”周芳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这个掌管三甲医院多年的正处级干部，像个犯错的小学生般哆哆嗦嗦交代问题。
他在王志刚递来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三页认罪材料，详细供述了收受医疗器械商贿赂、在设备采购中收取回扣等事实。
特别提到了一辆价值四十余万元的越野车——那是商人陈某为感谢他在采购血液透析机项目中提供的“帮助”而赠送的。
写完后，韦树峰还要求他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本人周芳自愿交代违纪问题，所述内容属实。”并按下手印。
“暂时就这些。”韦树峰收起材料，话锋一转，“但你的问题严重，需要缴纳保证金。10万块，现在就要。”
周芳愣住了：“我……我没带那么多现金……”
“打电话借。”韦树峰把他的手机递过来，“别耍花样，我们知道你家人住哪儿。”
凌晨四点，周芳颤抖着拨通了医院总务科科长赵明远的电话——这是他最信任的下属之一。
“老赵，我……我有点急事，需要十万块钱。对，现在就要……别问那么多，送到城北高速路口，有人会取。”周芳的声音带着哭腔。
五点钟，李建强取回装满现金的背包。三人清点完毕，将周芳扔在郊区一条荒僻的路边，驾车扬长而去。
绑架案与举报信
死里逃生的周芳没有回家。他在路边拦了辆早班的土，直接去了市公安局。清晨六点半，刑侦支队值班民警张卫国接待了这个惊魂未定的院长。
“他们说是纪委的……可我越想越不对劲……”周芳语无伦次地讲述着，“真纪委怎么会用绑架的手段？怎么会要赎金？”
张卫国做笔录的手停顿了一下。他从事刑侦工作十五年，头一回听说冒充纪委绑架的案子。更蹊跷的是，受害人竟然是个医院院长。
“他们知道ct机的事。”周芳突然抓住张卫国的手，“他们肯定调查过我！不然怎么会知道具体设备？”
这句话让案件性质变得复杂。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调取小区及沿途监控。租车行的记录、手机基站定位、取款人的体貌特征……现代刑侦技术很快锁定了嫌疑人。
五天后，韦树峰在自家小区门口被逮捕。警察冲进他家时，这个曾经的卫健委干部正悠闲地喝着早茶。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反抗，反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
“我要举报。”韦树峰平静地说，“周芳受贿，证据都在这里面。”
文件袋里正是周芳在山洞里写下的认罪材料，还有那辆越野车的购车发票复印件——这是韦树峰事前通过私人关系从车管所调取的。
案件发生了戏剧性转折。绑架案嫌疑人成了举报人，而受害人却可能涉嫌严重职务犯罪。市公安局立即将材料移交给来宾市纪委监委。
真纪委介入
2017年3月，来宾市纪委监委第三审查调查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主任林国栋面对周芳案的两份材料皱紧了眉头：一份是绑架案笔录，一份是韦树峰提交的“认罪书”。
“去查那辆越野车。”林国栋对调查员说，“如果是真的，这案子就大了。”
调查组首先找到了汽车销售记录。购车人确实是医疗器械商人陈启华，但车辆登记在周芳儿子周晓斌名下。
面对调查人员，陈启华起初咬定是“借给朋友开”，但当银行流水显示他曾在购车前后收到数笔来自医院的对公转账时，防线崩溃了。
“是回扣……”陈启华瘫在椅子上，“医疗设备采购，不给回扣根本中不了标。周院长要20%，副院长要10%，科室主任也要打点……这都是行规。”
更大的突破来自对周芳财产的调查。当调查人员依法搜查周芳的三处房产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在主卧的暗格里，整齐码放着286瓶茅台、157瓶五粮液，最早的生产日期是1998年。
书房的夹墙内藏有34块名表，其中一块百达翡丽的发票金额达2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