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8日，从昆明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夜色中疾驰。
七号车厢六号下铺，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正闭目养神。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夹克，但鼓胀的胸肌几乎要把拉链撑开。
放在小桌板上的双手骨节粗大，右手虎口处有一层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握枪留下的痕迹。
“同志，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三名乘警不知何时出现在过道里。为首的老警察语气平和，目光却像刀子一样在男子脸上扫过。
男子缓缓睁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警觉，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身份证，递了过去。
身份证上赫然印着三个字：杨天勇。
空气仿佛凝固了。
老警察瞥了一眼照片，又抬眼看了看面前的男子——四十岁左右，方脸浓眉，右眉骨上那道两厘米的疤痕与通缉令上的描述完全吻合。
最要命的是，情报显示此人极度危险，身上极可能携带枪支。
两名年轻乘警不自觉地摸向腰间的警械。老警察却微微一笑，将身份证递回去：“谢谢配合，旅途愉快。”
就在杨天勇伸手接证的瞬间，老警察突然暴起！他整个人像猎豹一样扑上去，死死按住杨天勇的右手。
几乎同时，另外两名乘警一左一右锁住杨天勇的肩膀和脖子。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不过三秒时间。
“别动！警察！”
杨天勇没有挣扎。他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道：“我当过警察……我知道反抗没用。我跟你们走。”
列车在夜色中继续北行，但目的地已经改变。前方停靠站：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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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警到恶魔：一个人的堕落轨迹
时间倒回至1959年，云南楚雄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杨天勇出生时就有九斤重，童年时便比同龄孩子高出一头。
小学五年级时，他因为殴打同学致其骨折被学校开除。父亲用皮带抽得他后背鲜血淋漓，他却咬着牙一声不吭。
“送部队去！让部队管管这头犟驴！”父亲对母亲吼道。
1978年，19岁的杨天勇参军入伍。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个在家乡惹是生非的青年在部队如鱼得水。
他体能出众，射击天赋极高，四百米障碍训练全团第一。第二年就当上了班长，第三年成为预备党员。
“这小子是块当兵的好料子，”连长在评语中写道，“但性子太野，需要好好磨练。”
1982年，杨天勇转业回乡。因为军事素质过硬，他被分配到昆明铁路公安局，成为一名铁路警察。
崭新的制服穿在身上，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母亲哭着说：“我儿有出息了。”
最初的几年，杨天勇确实干得不错。他破获过三起盗窃案，还抓住过一个在列车上行凶的歹徒。
但渐渐地，纪律部队的生活让他感到束缚。他开始厌倦没完没了的巡逻、写不完的汇报材料、开不完的会议。
“当警察能挣几个钱？”他开始对同事抱怨。
1993年夏天，一场意外改变了一切。
那天下午两点，烈日当空。杨天勇和所长在铁路沿线巡逻时，抓获了七名正在扒窃运输物资的惯犯。
手铐不够用，他们用麻绳把七个人串在一起，拴在铁路旁的一处栅栏上。
“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借辆面包车。”所长抹了把汗，“千万看好了，这几个都是老油子。”
“放心吧所长，”杨天勇拍拍胸脯，“就他们七个一起上，也近不了我的身。”
所长骑着自行车走了。杨天勇搬了把长椅坐下，掏出一支烟点上。
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前一夜他在歌舞厅玩到凌晨三点。一支烟没抽完，眼皮就开始打架。
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住进了大房子，开上了小轿车……
“杨天勇！人呢？！”
一声怒吼把他惊醒。他猛地从长椅上弹起来，眼前的一幕让他浑身冰凉：栅栏被锯开了一个大口子，七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拴人的麻绳被利器割断，断口整齐。
“我……我……”杨天勇舌头打结。
好在所长借车回来时，正碰上那七个家伙往山里跑。他和借车单位的干警一起，又把人都抓了回来。但这事儿已经无法挽回。
处分很快下来了：行政记过，扣发半年奖金，调离执勤岗位，去机关看大门。
“我不就打了个盹吗？”杨天勇在办公室里吼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人不是抓回来了吗？”
没人回应他。同事们沉默地整理着文件，仿佛他根本不存在。
从那天起，杨天勇变了。他不再按时上班，经常酗酒，在值班室一睡就是一整天。
领导找他谈话，他歪着头，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1995年春天，杨天勇因胃炎住进医院。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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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联盟
那天下午，杨天勇正躺在病床上输液，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戴着墨镜、穿着皮夹克的男人走进来，身后跟着个瘦小的跟班。男人手腕上的金表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
“杨班长？”男人摘下墨镜。
杨天勇眯起眼睛，好一会儿才认出来：“肖林？是你小子！”
肖林是他当兵时的战友，同一个连队，睡上下铺。退伍后听说去了东北，再没消息。
“你这是发大财了？”杨天勇打量着肖林那身行头。
肖林笑了，凑到床边压低声音：“发财谈不上，不过刚在黑龙江弄了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什么？一百多万？”杨天勇的眼睛瞪大了。
肖林点点头，做了个“嘘”的手势。
那天下午，两个老战友聊了很久。肖林讲述了自己如何在佳木斯伪造证件、合同，骗走当地一家企业一百三十万的故事。
他说得眉飞色舞，杨天勇听得心跳加速。
“带上我，”杨天勇抓住肖林的手，“咱们一起干。”
从那天起，杨天勇再也没回单位上过班。他和肖林混在一起，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但骗来的钱就像流水，不到两年就见了底。
1997年春节刚过，杨天勇找到肖林：“这么小打小闹没意思，咱们得干票大的。”
“你想怎么干？”
“抢车。”杨天勇眼睛里闪着光，“现在什么最值钱？车。咱们假冒部队查车，没人敢怀疑。”
肖林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点头。
罪恶的齿轮开始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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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开端
1997年4月，肖林从老家招来了四个人：肖利（肖林的弟弟）、柴国立、左曙光、滕典东。
杨天勇则叫上了发小杨明才。七个人，四个当过兵，都会用枪。
他们在昆明市郊租了个农家院。杨天勇自封“政委”，肖林是“司令”。
每天早晨六点，七个人准时起床出操，练习队列、敬礼、擒拿。杨天勇把在部队学的那套全搬了过来。
“咱们不是一般的犯罪团伙，”他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咱们是组织，是纪律部队！”
为了练胆，杨天勇想了个骇人听闻的办法。他通过关系联系到一家火葬场，每周带成员去两次。
不是参观，而是站在焚化炉旁，看一具具尸体被推进去，化作青烟。
“看多了就习惯了，”杨天勇面无表情地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当他们是这些炉子里的东西。”
1997年4月6日，行动开始。
晚上八点，昆明市官渡区一条僻静的公路。一辆墨绿色吉普车缓缓驶来。
杨天勇站在路中间，举起手电示意停车。他穿着一身没有军衔的军装，身后站着同样装扮的肖林和滕典东。
吉普车停下，车窗摇下，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同志，什么事？”
“我们是军区纠察队的，”杨天勇亮出一本伪造的军官证，“怀疑你这辆车涉及走私，请下车接受检查。”
司机嘟囔着下了车。就在他脚落地的一瞬间，柴国立和左曙光从暗处窜出，两把匕首同时刺进他的后背。男人连叫都没叫出声，就软软地倒下了。
这是第一条人命。
他们在车里搜出两万三千元现金，还有一条金项链。
杨天勇亲自开车，把尸体运到事先挖好的坑里埋了。吉普车以四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黑市车贩。
“太容易了，”分钱时肖林兴奋地说，“比骗钱快多了。”
杨天勇却皱着眉头：“不行，咱们七个人就一把匕首。得搞枪。”
他的目光投向了那些配枪的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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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响起
1997年5月的一个雨夜，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停车场。
杨天勇一伙正在盗窃一辆吉普车，突然一道手电光照过来。
“干什么的？”一个穿着警用雨衣的身影走近。
是巡警。肖林的手摸向腰间的刀，被杨天勇一把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