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我们是部队的，”杨天勇堆起笑容，掏出假军官证，“怀疑这辆车是走私车，准备开回去检查。”
巡警接过证件，借着手电光仔细查看。雨水顺着帽檐滴下来，他的注意力全在证件上，没注意到另外六个人已经悄悄围了上来。
“哦，是军区保卫处的，”巡警把证件递回来，“需要帮忙吗？”
“那太好了，”杨天勇眼睛一亮，“我们出来得急，没带车。你能不能送我们一程？到驻地就行，完了我们再派人送你回来。”
巡警犹豫了一下。军警一家，这个忙似乎该帮。
“行吧，上车。”
他坐进了后排。杨天勇和肖林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滕典东发动了汽车。
车子驶出市区，开上通往郊外的公路。雨越下越大，车窗上水流如注。巡警觉得有些不对劲：“同志，你们驻地在哪个方向？这路不对啊。”
杨天勇笑了：“马上就到。”
话音刚落，他和肖林同时动手！两把匕首从左右两侧刺入巡警的肋部。巡警惨叫一声，拼命挣扎，但被两人死死按住。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座椅。
车子在荒郊停下时，巡警已经不动了。杨天勇从他腰间取下枪套，里面是一把64式手枪。
“第一把，”杨天勇抚摸着冰冷的枪身，“还差六把。”
有了枪，他们的胆子更大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又有三名公职人员死在他们的枪下：一名工厂保卫干部，三名联防队员，还有一名恰巧路过的武警战士。
但杨天勇并不满足。他想要更多、更好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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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巅峰与惊天冤案
1998年4月20日，晚上八点，昆明市西郊。
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边树林旁，车灯熄灭，发动机还在微微颤动。杨天勇一伙开车经过时，隐约看见车里有人影晃动。
“过去看看。”
七个人下车，呈扇形围了上去。杨天勇敲了敲车窗，手电光照进去——车里坐着一男一女，都穿着警服。
“开门，警察临检！”
车里的男人摇下车窗，冷冷地说：“你们哪个单位的？有什么事？”
杨天勇亮出假警官证：“市局缉毒队的。请下车接受检查。”
“缉毒队？”男人笑了，“我就是市局的，怎么没见过你们？”
气氛瞬间紧张。杨天勇看见，男人的手正悄悄移向腰间——那里鼓鼓的，显然是枪套。副驾驶座上的女警也把手伸向了手提包。
没有时间犹豫了。
杨天勇突然拔枪！几乎同时，肖林也掏出了枪。两声枪响几乎重合，子弹穿过车窗玻璃，在车内狭小的空间里弹跳。
男警当场死亡，女警挣扎着掏出手枪，但第二波子弹已经到了。
三十秒后，一切归于平静。
杨天勇拉开车门。男警歪在驾驶座上，眉心一个血洞。女警趴在仪表台上，后背中了两枪。两把77式手枪掉在脚垫上，枪身还带着体温。
“最新款的，”杨天勇捡起一把，吹了吹枪口的硝烟，“好东西。”
他们拿走了枪、证件和车内所有值钱物品，把车推进了旁边的水库。
这起案子震惊了昆明警界。两名警察——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俊博和女警王晓湘——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抢走配枪。上级限期破案。
但侦查方向从一开始就偏了。因为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也是警察，而且有人举报他们夫妻关系紧张，侦查员将目光锁定在了杜培武身上。
接下来的事情成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道伤疤：测谎仪显示杜培武“说谎”，刑讯逼供下他“承认”了杀妻罪行。
尽管证据链漏洞百出，杜培武还是在1999年2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而真正的凶手，此时正在继续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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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农场
1998年夏天，杨天勇在昆明市郊租下了一个废弃农场。
他对外声称要搞养殖，运来了几十条狼狗和上百头猪，还找人焊了两口直径一米五的大铁锅。
“以后处理‘货’就在这里。”他对同伙说。
所谓的“货”，就是被害者的尸体。
他们的作案模式已经固定：假冒军警拦车杀人——抢车抢枪抢钱——把尸体运回农场——肢解——煮熟——喂狗喂猪。
杨天勇亲自示范了第一次。那个被害者是个建材商人，因为反抗被他们乱刀捅死。
在农场的后院，杨天勇戴着手套和围裙，像屠夫处理牲畜一样，把尸体分解成几十块。然后扔进沸腾的大铁锅。
“看清楚了？”他转身对脸色苍白的同伙说，“就这么干。骨头砸碎埋掉，肉煮熟了喂狗。一点痕迹不留。”
柴国立当场吐了。但杨天勇不为所动：“吐完了继续干。干几次就习惯了。”
他真的“习惯”了。从1997年到2000年，他们一共杀害19人，其中11人被这样“处理”掉。农场里那些膘肥体壮的狼狗，每一只都吃过人肉。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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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失误
2000年4月23日，昆明商人王某开车出门后失踪。家属报案时提到，王某新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号码是XXXX。
警方调取了通话记录，发现这个号码在失踪当天下午三点后就没有任何通信。
但奇怪的是，5月31日晚上七点，这个号码突然开机，并且拨打了一个电话。
信号定位在昆明市官渡区的一个二手手机市场。
便衣警察赶到时，一个瘦小的男人正在摊位前跟老板讨价还价。他手里拿着的，正是那部诺基亚手机。
“这手机哪来的？”警察亮出证件。
男人脸色瞬间惨白。他是柴国立。
审讯室里，柴国立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他交代了一切：团伙成员、作案经过、藏匿地点……还有那个恐怖的农场。
“杨天勇说，要是有一天被抓了，别反抗，反抗也没用。”柴国立哭着说，“他说他当过警察，知道警察怎么抓人……”
警方立即行动。6月15日，肖林在情妇家被抓；6月16日，杨明才在赌场落网；6月17日，肖利、左曙光、滕典东相继被捕。
而杨天勇，此时已经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他打算去东北躲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他没想到，一张大网已经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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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正义
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杜培武坐在被告席上，手腕上还留着长期戴手铐形成的疤痕。两年零两个月的冤狱生活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脑萎缩，记忆力严重下降，经常头痛欲裂。
但当法官宣读判决书时，他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
“……经查，原审认定杜培武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依法改判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
旁听席上响起掌声。杜培武的姐姐哭出声来。而杜培武本人，只是呆呆地坐着，仿佛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被带走时，差三个月就满缓刑期。如果杨天勇晚一点落网，他很可能已经被执行死刑。
与此同时，杨天勇一案的审理也在进行。
2000年10月2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旁听席座无虚席，许多人站着听完了全程。当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法庭里不时传来压抑的哭泣声。
“1997年4月至2000年6月，被告人杨天勇、肖林等七人，冒充军警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抢劫、杀人犯罪活动……共作案23起，杀死19人，杀伤1人……抢劫机动车25辆，价值人民币370余万元……抢劫手枪四支……”
死者名单念了整整二十分钟。有三名警察、三名联防队员、一名现役军人，其余是普通群众。最年轻的受害者只有21岁，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
杨天勇面无表情地听着，偶尔抬头看看天花板。当法官问他是否认罪时，他只说了三个字：“我认罪。”
但真正的忏悔，他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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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枪声
2000年11月17日，清晨六点。
昆明市看守所，七号监室。
杨天勇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囚服。看守民警递给他最后一支烟，他接过来，深深吸了一口。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民警问。
杨天勇摇摇头。
囚车驶向刑场。那是郊区的一片荒地，周围拉着警戒线。七个人被依次带下车，押到指定的位置。
杨天勇看了一眼东方的天空。朝阳正在升起，云彩被染成金红色。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他也常常这样看日出。那时候他以为，自己会穿着军装一辈子。
枪声响了。
七声枪响，几乎同时。七个罪恶的生命，终结在同一个瞬间。
消息传开后，昆明市民放起了鞭炮。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终于等来了正义。但有些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杜培武虽然平反，但他的人生已经被彻底改变。他离开了警察队伍，身体和精神都留下了永久的创伤。那些年被冤狱折磨的日日夜夜，成了他一生的噩梦。
而杨天勇的故事，则被记录在案卷里，成为共和国刑事犯罪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个曾经的执法者，如何堕落成杀人恶魔；
一个看似荒诞的冤案，如何差点让无辜者送命；还有那些永远无法挽回的生命，都在提醒人们：
罪恶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一步步滑向深渊的过程，是从第一次越过底线开始的堕落。而当法律终于亮出利剑时，往往已经有太多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太阳照常升起，照在昆明的街道上。人们开始新一天的生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那些亲历者知道，有些伤痛，永远不会随时间流逝。
而历史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记住这些伤痛，让后来者不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