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的胆子越来越大：从第四起案件开始，他不再佩戴任何头套遮掩面部；每次作案后都会拍摄受害者裸照；威胁话语也越来越详细具体。
“我知道你在三中……班，”他对第六名受害者说，“你每天中午12点40分经过这里。
如果警察找我，你的同学和老师都会看到这些照片。”
这种精准的威胁让受害者们陷入更深的恐惧。
六名报案者中，有两人是在案发数天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鼓起勇气报警的。而警方根据种种迹象推测，可能还存在未报案的受害者。
“他在观察，在挑选，在研究受害者的生活轨迹。”
犯罪心理专家分析道，“这不是随机冲动犯罪，而是有预谋、有选择的系列犯罪。他从中获得的不仅是性满足，还有控制感和权力感。”
海拉尔警方承受着巨大压力。局里抽调了更多警力组成便衣巡逻队，与辖区内所有中学、职校建立联动机制，向女学生发放安全提醒手册，并通过媒体呼吁女性尽量避免单独行走偏僻路段。
或许是警方的密集行动产生了效果，2007年8月之后，系列强奸案戛然而止。罪犯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再未出现。
五、沉寂与转折
时间一晃过去了两年。
2009年9月，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的草原已泛起初秋的金黄。
对于世代居住于此的牧民而言，牲畜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
因此，当巴彦哈达苏木的牧民宝音在清晨发现自家牛圈少了四头成年奶牛时，这个蒙古族汉子急得眼睛都红了。
“一头牛就是一万多块钱啊！”宝音在派出所里声音发颤，“警察同志，一定要帮我找回来！”
陈巴尔虎旗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然而调查刚刚展开，邻近几个苏木（乡）相继传来类似报案：
短短一周内，五个牧民家庭共丢失了十七头牛。
作案手法相似，都是在深夜破坏简易围栏后驱赶牲畜，现场遗留有车辙印迹——推测使用了小型货车或改装农用车。
技术人员在第三次失窃案的围栏边，发现了一枚只抽了两口就被丢弃的香烟。烟蒂上印着的品牌名称让现场老侦查员多看了一眼：“北疆”。
“这烟在咱们牧区很少见啊，”他小心翼翼地将烟头装入证物袋，“城里都不多，更别说这儿了。”
DNA实验室里，技术员小张对这枚烟头进行了常规检验。
当他把得到的DNA分型输入系统进行比对时，最初只是想排除一下内部人员或无关人员的可能性。
然而，当数据库匹配结果显示“与2007年海拉尔系列强奸案嫌犯DNA相符”时，小张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师傅！快来看！”他朝门外喊道。
刑侦大队长冲进实验室，再三确认屏幕上的信息。“立即联系海拉尔市局！”他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告诉他们，当年那个‘山坡色魔’，有线索了！”
六、并案侦查
两个小时后，海拉尔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刘建军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
“确认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好，我们马上派人过去。不，我亲自带队。”
放下电话，刘建军环视办公室墙上那些已经泛黄的案件照片——小赵、筱雅、还有其他四个女孩的面容（已做保护处理）。
两年了，这些面孔和她们空洞痛苦的眼神，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
“老伙计们，”他对办公室里几位当年参与侦办的老同事说，“那畜生露面了。在陈旗，偷牛。”
一阵短暂的寂静后，办公室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激动情绪。
次日，两地警方成立联合专案组。通过对牧区盗牛案现场的重新勘查和周边走访，几条关键线索逐渐浮出水面：
1. 案发时段，有牧民曾看见一辆深绿色旧款皮卡车在附近出没，车牌被泥巴故意涂抹；
2. 五处失窃地点分布呈扇形，圆心区域指向一个废弃多年的牧场管理站；
3. 管理站近期有人员活动痕迹，室内发现多个“北疆”牌烟盒；
4. 周边牧民反映，近两个月有一个自称“老王”的陌生中年男子在此暂住，称是来收购旧牲畜围栏材料的。
“这个人对牧区环境很熟悉，但又不是本地牧民，”陈旗的侦查员分析道，“
他知道怎么驱赶牛群，知道夜间巡逻的薄弱时段，还知道哪些家庭青壮年外出打工，只剩老人妇女留守。”
联合专案组决定对废弃管理站进行24小时秘密监控。
同时，技术人员从管理站内提取到的烟蒂、水杯等物品上，再次检测到了与强奸案现场完全一致的DNA分型。
“就是他。”刘建军看着检测报告，深吸一口气，“准备收网。”
七、抓捕
9月28日凌晨4点，草原上的气温已降至接近冰点。废弃管理站周围，四十名警力悄然完成了合围。
5点20分，管理站破旧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的中年男子揉着眼睛走出来，径直走向墙角小便。在他转身准备回屋的瞬间，埋伏在两侧的特警队员猛扑上去。
“警察！别动！”
男子下意识想要挣扎，但迅速被按倒在地。他的双手被反铐时，侦查员注意到了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小伤痕的手——和当年筱雅描述的一模一样。
在管理站的破旧房间里，警方搜出了作案工具：
一把长约25厘米的匕首、数捆用于驱赶牲畜的绳索、伪造的牲畜检疫证明，以及——在一个防水袋里，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三部手机。
技术员打开其中一部老式翻盖手机，银灰色的外壳已有明显磨损。相册里，存着数十张不堪入目的女性裸照。
照片背景能看出是在野外草丛、废弃建筑等地，受害者面部大多被拍入画面。
“这些女孩……”刘建军翻看着照片，认出了几个当年报案者的面容，胃里一阵翻腾，“你这个畜生。”
男子被押回公安局后，最初一言不发。
直到警方将DNA比对报告和手机照片摆在他面前，他才终于垂下头，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王贵生，41岁，原海拉尔市某建筑公司装卸工，2006年因酗酒闹事被开除后，一直在各地打零工为生。
“那些女孩……我没想伤害她们，”王贵生声音低沉，“我就是……控制不住。”
据其供述，2007年系列强奸案后，由于警方加强巡逻，他感到压力太大，于是离开海拉尔，在周边旗县游荡。
后来发现牧区偷牛“来钱快”，便利用自己对牲畜的了解开始作案。
至于为什么要保留那些受害者的照片，他的回答令人不寒而栗：“有时候看看，回忆一下。”
2009年12月，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王贵生犯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强制侮辱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在判决书中特别指出，被告人在两年内连续强奸六名女性，并拍摄裸照威胁，犯罪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