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8日，天光微熹，内蒙古阿巴嘎旗的草原还浸在初秋的凉意里。
边防大队的晨跑队伍踏碎草叶上的薄霜，整齐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草原上荡出回声。
大队长吉日木图跑在最前头，目光扫过远处草丛时，忽然顿住了脚步——
百米开外的枯黄草窠里，躺着一个鼓胀的黑色物体，像一头蜷缩的野兽，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显得格格不入。
“停！”吉日木图抬手，身后的队员齐刷刷停下，喘着粗气看向他指的方向。
“那啥玩意儿？”有人低声嘀咕。
草原深处人迹罕至，牧民的牛羊从不会往这片盐碱化的荒草地来，更不会有这样规整的黑色包裹。
吉日木图心里咯噔一下，一种刑侦人员特有的直觉窜上脊背。他挥挥手让队员留在原地，自己则压低脚步，一步步朝那黑色物体挪去。
风掠过草尖，带着淡淡的土腥味，越靠近，一股若有若无的腐臭味就越清晰。
吉日木图的心跳越来越快，他掏出口袋里的折叠刀，攥得指节发白。
离那物体还有三步远时，他看清了——那不是什么野物，而是一个被层层黑色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塑料袋接口处缠着密密麻麻的胶带，像是生怕里面的东西跑出来。
“不对劲。”吉日木图咬咬牙，回头喊了声，“王磊，过来搭把手！”
名叫王磊的年轻队员应声跑过来，两人蹲在包裹两侧，用刀尖小心翼翼地划开外层胶带。
“刺啦”一声，塑料袋裂开一道口子，一股浓烈刺鼻的腐臭味瞬间喷涌而出，直冲鼻腔。
王磊忍不住干呕一声，后退半步，吉日木图强忍着不适，继续划开第二层、第三层……
直到划到第三十三层塑料袋时，一个银灰色的大号行李箱赫然露了出来。
行李箱的轮子已经严重磨损，箱体上有多处磕碰的痕迹，像是被人拖着走了很远的路。
“坏了。”吉日木图的声音有些发紧，“这里面绝对是尸体。”
他的判断没错。当刑侦人员带着专业设备赶到现场，撬开行李箱锁扣的那一刻，所有人的呼吸都凝固了——
箱内蜷缩着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尸体高度腐烂，面部早已无法辨认，头部有三处明显的钝器凹陷，胸口和腹部还残留着数道深浅不一的刀伤。
法医的尸检报告很快出来：死者年龄20岁出头，系颅脑大出血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死亡时间初步推断为一个月前。
而更让警方心惊的是，抛尸现场地处草原腹地，方圆十公里内没有任何道路，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甚至连一个清晰的脚印都找不到。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抛尸案。
专案组迅速成立，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死者身份。
警方以抛尸现场为中心，在方圆十公里内展开地毯式走访，挨家挨户询问附近牧民和村庄是否有年轻女子失踪。
可结果令人失望——几个村庄民风淳朴，近半年来从未有过人口失踪的报案记录。
线索断了。
警方只能换个思路。既然抛尸现场没有线索，那就从凶手的作案手法入手。
33层塑料袋，层层缠绕胶带，这种近乎偏执的打包方式，让侦查员们想到了从事服装、物流行业的人——
只有这类人群，才会对“密封包裹”有如此熟练的操作。
再加上那个大号行李箱，箱体上的磨损痕迹显示，它曾被人长时间拖拽、搬运，甚至可能经历过长途运输。
“凶手肯定有交通工具，而且大概率是夜间抛尸。”专案组组长掐灭烟头，指着地图上的抛尸点，“这里离最近的公路有三公里，拖着一百多斤的箱子，不可能步行过来。”
警方立即调取了抛尸点周边所有路口近一个月的监控录像，足足多张照片，侦查员们分成三组，昼夜不停盯着屏幕，眼睛熬得通红，却始终没发现任何可疑车辆。
就在案情陷入僵局时，一个污水处理厂的工人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
“8月16号那天，我跟同事开车路过这片草原，就看见这个黑包裹了。”
工人挠着头回忆，“当时以为是哪个游客扔的垃圾，嫌晦气，没凑近，直接开走了。”
8月16号——这个时间点至关重要。吉日木图发现包裹是9月8号，中间相隔23天，结合尸体腐烂程度，法医重新修正了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10年8月初。
警方立刻调整调查方向，重点排查8月初前后失踪的年轻女性，同时将死者的dNA和指纹录入全国数据库比对。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数据库里没有任何匹配结果，死者的身份，依旧是个谜。
案件的突破口，最终落在了那个大号行李箱上。
警方带着行李箱的照片，走访了内蒙古本地所有的箱包批发市场，得到的答案却一致：
这款行李箱不是本地生产的，货源地指向一个地方——北京大红门批发市场。
大红门市场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箱包集散地，每天客流量数以万计，同款行李箱的年销量更是高达上万只。
当侦查员们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找到售卖这款行李箱的店铺时，老板只是摆摆手：“买箱子的人太多了，谁记得住？”
这条线索，又断了。
时间是最磨人的东西。随着一次次调查无功而返，专案组的士气越来越低，这起离奇的抛尸案，渐渐成了悬案，被尘封在卷宗堆里。
一晃两年过去。
2012年，新任公安局局长詹丽萍走马上任。她在翻阅积压卷宗时，一眼就注意到了这起草原抛尸案。
厚厚的案卷里，记录着警方两年间的所有努力，却唯独缺少最关键的——死者身份和凶手踪迹。
“报案时间，会不会有延迟？”詹丽萍的手指点在卷宗上的死亡时间推断处，“我们一直按8月初失踪来查，可如果死者家属是一两个月后才发现失踪报案的呢？”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劈开了专案组所有人的思路。
是啊，他们一直默认死者失踪后家属会立刻报案，却忽略了一种可能——
死者是独自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与家人联系本就不频繁，就算一两个月没消息，家属也可能以为是工作忙，直到彻底失联，才会选择报警。
侦查方向立刻调整。警方不再局限于8月初的失踪人口，而是把范围扩大到2010年9月之后报案失踪的年轻女性，调查地域也锁定在内蒙和北京两地——
行李箱来自北京，抛尸地在内蒙古，这两个地方，一定藏着关键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