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宗泽想了想：“有。昨天下午，就是七号下午，他发电报给我，让我去石狮找他，说在我们住过的旅社会面。”
“你们在石狮住过？”
“十月二号从崇武出来，我们在石狮新光旅社住了一晚。他让我去那儿找他。”
公安人员对视一眼。十月二号住过，十月七号又约在那儿见面。刘伟禄还在石狮。
“刘伟禄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傅宗泽说：“挺好的啊，懂法律，在法院工作，说话办事都有分寸。这一路都是他张罗的。要是出什么事，肯定是刘树敏的问题，不会是刘伟禄。”
公安人员没说话。傅宗泽被蒙在鼓里，还不知道他嘴里那个“有分寸”的朋友，可能已经把刘树敏杀了。
六、石狮的包围圈
十月七日下午六点，石狮新光旅社门口，人来人往。
惠安县公安局的十个人分成三组，便衣的、穿警服的、外围接应的，悄无声息地把这座三层小楼围了个严严实实。
旅客登记簿上，刘伟禄的名字在103房。
一楼走廊尽头，103房的门关着。便衣民警装作住客，在走廊里来回走了两趟，没动静。
六点半，一个瘦削的男人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脸盆，往洗漱间走。
便衣民警远远瞄了一眼：身高一米六几，瘦，北方人脸型。是他。
洗漱间里，水龙头哗哗响。那人洗了脸，用毛巾擦干，端着盆往回走。走廊的灯不是很亮，他的影子拖在地上，一摇一晃。
103房门口，他刚掏出钥匙——
“刘伟禄。”
他回头。
三个人影已经扑到面前。他还没反应过来，手腕一凉，手铐已经扣上了。脸盆咣当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佩服佩服。再迟一步，你们就别想抓到我了。”
声音不高，带着点山东口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七、律师的论文
审讯室里，刘伟禄坐在椅子上，手腕上的铐子已经打开。他活动了一下手腕，打量着对面的公安人员。
二十七岁，瘦削的脸，眼睛不大，但很亮。桌上放着他的包，里头翻出来的东西摆了一排：几件换洗衣服，一条没拆封的剑牌香烟，一本律师结业证书，还有两篇没写完的论文。
一篇是《论中国近五年内是青少年犯罪的高峰期》。
公安人员看了一眼那论文，又看了一眼他。他没躲开目光，反而笑了笑。
“刘伟禄，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知道。”
“说说。”
“刘树敏死了，我杀的。”
审讯室里安静了几秒。他太痛快了，痛快得让人不适应。
“你们别跟我来那套‘党的政策’什么的，”他往前探了探身子，“我是学法律的。从被你们抓住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颗脑袋保不住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没必要绕弯子。”
他往后一靠，开始讲。
十月五日上午十一点，他和刘树敏从厦门坐车到泉州，又从泉州转车到崇武，住进古城旅社。晚上，他约刘树敏去逛古城，说灯塔那边看夜景特别好。刘树敏没多想，跟着去了。
灯塔在崇武半岛最东端，脚下是礁石，前面是大海。晚上十一点，四周黑漆漆的，只有灯塔上的灯一圈一圈地转。他们在石盘上坐下，吹着海风，说着话。
刘树敏至死都没明白，这个一路同行的伙伴，这个在法院工作的“律师”，为什么要杀他。
第一下是石头。刘伟禄从地上摸起一块，照着他后脑勺砸下去。眼镜飞了，刘树敏往前一栽，还没反应过来，本能地爬起来就跑，边跑边喊：“你干么的？你干么的？”
刘伟禄追上去，在地瓜园里把他扑倒。石头继续砸，砸得他满脸是血。然后掏出弹簧刀，一刀一刀捅进去。刘树敏倒在瓜藤里，血渗进土里，人还在喘气。刘伟禄骑在他身上，双手掐住脖子，掐了很久，直到手下那具身体彻底软下去。
然后他搜出刘树敏包里的四千九百块钱，把沾血的牛仔衣、手表、刀埋在地瓜畦里。拖着尸体往海边走，想扔进大海。可是沙滩太远了，拖了几百米，实在拖不动了。找个凹陷的地方，用沙把尸体埋起来。
回到旅社已经半夜。他洗了手，用“傅宗泽、刘树敏”的名字补办了登记手续。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坐车去了石狮。
“钱呢？”
“花了。买了几条外烟，几盘录像带，还有西装。嫖了两次娼。”
公安人员问：“烟呢？”
刘伟禄冷笑一声：“假的。他妈的都是假的。有几条里头装的不是烟，是石头和砖头。”
审讯室里有人没忍住，轻轻笑了一声。
八、骗子的末日
刘伟禄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把傅宗泽骗到石狮，告诉他刘树敏想跑台湾，他不同意，刘树敏就不辞而别了。这样，杀人抢钱的事就掩盖过去了。
十月七日下午，他发完电报，又挂了长途电话。然后回旅社等着。
等的时候，他也没闲着。把沾了血的衣物收拾收拾，塞到旅社附近的阴沟里。行李整理好，准备随时走人。
等到六点，傅宗泽没来。
他觉着不对劲。刚想走，门开了。
站在门口的，不是傅宗泽。
九、尾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法庭上，刘伟禄站在被告席里，听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他没有请律师——他自己就是“律师”。
那个律师结业证书成了法庭上的一个证据，放在一堆血衣、凶器、假烟中间。那篇没写完的论文《论中国近五年内是青少年犯罪的高峰期》也摆在桌上，没人去翻。
判决书念了很久。最后几个字是：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伟禄站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十二月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他想起了崇武的灯塔，想起那天晚上的海风，想起刘树敏在黑暗里喊的那几声“你干么的”。
那几声喊，现在还在他耳朵里响着。
他二十七岁的人生，到此画上句号。
崇武半岛的灯塔还在那里，一圈一圈地转着光。地瓜园里又长出了新藤，把那片埋过血衣的土地盖住了。只有那把弹簧刀，那件牛仔衣，那只还在走的手表，静静地躺在公安局的证物室里，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手表上的秒针还在走。一圈，又一圈。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