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瓜园里的惊叫
一九八八年十月六日下午两点，惠安县崇武半岛东端的海风带着咸腥味，一遍遍掠过那片即将收获的地瓜园。日头斜斜挂在天上，把农妇佝偻的背影拉得老长。
锄头落下去的时候，她觉着手感不对。
不是地瓜那种圆滚滚的实沉，而是软塌塌的，带着某种说不出的滞涩。她弯下腰，用手扒开沙土——
一件牛仔衣。
蓝色的，袖口深一块浅一块，黏糊糊的。她凑近一看，是血。已经干涸的血迹把布料浸得发硬，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黑紫色的光。
她的手开始抖。
再扒，是一只手表。男式的，表盘晶亮，指针还在走。秒针一下一下地跳，跳得她心慌。
最里头那把弹簧刀，闪着幽光，刀刃上的血迹已经发黑，像一条凝固的毒蛇。
锄头从她手里滑落，砸在瓜藤上，惊起几只觅食的海鸟。
她叫不出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剩下胸腔里那颗心在砰砰砰地撞。四周是静悄悄的地瓜园，远处是大海茫茫的波涛声，灯塔就在不远处的礁石上站着，像个沉默的见证者。
她活了四十多年，从没见过这种东西。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能动了。连奔带跑，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冲向崇武镇的方向。身后，那几样东西躺在被翻开的泥土里，手表上的秒针还在走，一圈，又一圈。
二、沙滩里的秘密
崇武边防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听完农妇的话，放下手里的茶缸就往外冲。一边派人保护现场，一边摇通了惠安县公安局的电话。
警笛声撕破了下午的宁静。
郑局长和王副局长跳下车的时候，现场已经被围了起来。地瓜畦里，瓜藤东倒西歪，明显有过扭打。泥土上斑斑点点，是干涸的血迹。技术人员趴在地上，用镊子一点点提取着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郑局长蹲在田埂上，点了一根烟。
大海就在前面，一望无际的灰蓝色。沙滩绵延出去，看不出任何异常。尸体呢？如果死了人，尸体在哪？扔海里了？还是埋沙里了？
“拿棍子来。”
十几个干警，每人一根硬木棍，在沙滩上排成一排，像扫雷一样，一寸一寸地往前戳。木棍扎进沙里，拔出来，再往前扎一步。海风吹得人眼睛发涩，没人说话，只有木棍戳进沙子的噗噗声。
“有东西！”
一个干警突然停下，手握着木棍，感觉底下软软的，不是沙该有的那种松散。几个人围过来，蹲下，用手扒。
沙一层一层被扒开。
先是一只脚。穿着尼龙袜，灰色的裤腿卷上去一点。再扒，是小腿、大腿、腰身。一具男尸蜷缩着埋在沙里，像睡着了一样。
只是满头满脸的血。
血糊住了眼睛、鼻子、嘴巴，在沙里埋了一天一夜，已经变成暗褐色的痂。白色小条花的衬衣敞开着，里面的白背心被捅了好几个窟窿，窟窿周围的棉花翻出来，也是黑的。
法医蹲下来，开始工作。身高一米七一，年龄二十四左右，体格健壮。上身多处刀伤，致命的是脖子上的掐痕——十根手指的印子清晰地留在皮肤上，凶手用了多大的力气，能把一个壮年男子活活掐死？
从死者裤兜里翻出两张车票。泉州开往崇武，十月五日上午十一点。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身份证，没有介绍信，没有钱。一具干干净净的无名男尸。
三、古城的眼睛
崇武镇政府的大会议室里，五个村的村委会负责人和公安员挤了一屋子。白炽灯照着墙上挂着的黑白照片，是死者的遗容。
“看看，是不是你们村的人？”
人群里有人嘀咕，说这人有点像他们村的某某。一查，那某某今天还在家里喝酒呢。不是。
又召来全镇旅社的服务员、开三轮车的、跑运输的。一波一波的人进来看，摇头，出去。
轮到古城旅社的服务员时，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
“这人……好像见过。”
她想了想，又说：“不对，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十月五号晚上，有两个男的来投宿，其中一个就像这照片上的。第二天早上，只有一个人走的。退钥匙的时候，那人连一块钱押金都不要了，走到门口还回头跟我们说‘拜拜’。”
公安人员的眼睛亮了。
“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
“瘦瘦的，个子不高，说话带北方口音。对了，他们九月二十九号也来住过，住了三四天，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十月二号走的，没想到五号又来了。”
登记簿翻出来。九月二十九日那一页，三个人的名字：刘伟禄、傅宗泽、刘树敏。山东青岛，工作单位那一栏写着：青岛市人民法院。
十月五日那一页，只有两个名字：傅宗泽、刘树敏。
服务员指着那个“傅宗泽”说：“不对，五号晚上来的不是这两个人，是那个瘦的，和这个照片上的。登记的时候，瘦的那个自己写的名字。”
也就是说，十月五日晚上，刘伟禄带着刘树敏来投宿，登记时却写了傅宗泽和刘树敏的名字。十月六日早上，刘伟禄一个人走了，连押金都不要了。
刘树敏呢？埋在沙滩里的那具尸体，叫刘树敏？
公安人员又问：“你怎么认得这么清楚？”
服务员说：“九月二十九号那次，是他们三个一起来的。带他们来的是我们本地人，叫王建南。”
四、联络员的口供
王建南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四十来岁，崇武某村人，名片上印着“福建福安县经济贸易信托中心联络员”，其实就是个跑腿做生意的。
“刘伟禄？认识认识。青岛一个贸易公司的，九月底来找我买彩电。”
王建南点了一根烟，开始回忆。九月二十三日，刘伟禄他们三个从青岛坐船，二十四号到上海，二十五号从上海出发，二十七号到厦门。
在厦门一个姓赵的部队老乡那儿住了两天，二十九号来崇武找他谈彩电生意。谈了几天，十月二号走的。
“他们做什么生意？”
“彩电嘛。那时候彩电紧俏，青岛那边想来福建倒腾一批回去。刘伟禄是牵头的人，说是懂法律，在法院工作。傅宗泽是他朋友，刘树敏是石家庄来的，做碳酸钙推销的，带了一笔钱来合伙。”
“多少钱？”
“好像是四千九。”
公安人员心里有数了。四千九，在那个年代不是小数目。一个推销员带着这么多现金出门做生意，半路死了，钱没了。
“刘伟禄十月五号有没有再找过你？”
王建南摇头：“没有。他们二号走了就没消息了。我还纳闷呢，生意谈得好好的，怎么就没下文了？”
五、厦门来的线索
厦门某部队的宿舍里，傅宗泽被叫出来的时候，还一脸茫然。他三十出头，白白净净的，说话斯文。
“刘树敏？认识，我们一块儿来福建做生意的。怎么啦？”
公安人员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十月五号上午。那天我和刘伟禄、刘树敏在厦门分手。我留在厦门办点事，他们两个去崇武找王建南接着谈。怎么，出事了？”
“刘伟禄后来有没有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