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日内瓦。2026年秋。
全球气候行动峰会的主会场设在联合国万国宫内，巨大的玻璃幕墙外是日内瓦湖深秋的景色，湖水湛蓝，远山如黛。但会场内的气氛与窗外的宁静截然相反——这是《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的关键节点，而所有评估报告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全球减排进展严重滞后，气候影响正在加速。
主论坛的舞台上，陆远调整了一下话筒的高度。台下坐着近两千人：各国气候谈判代表、主要城市的市长、国际组织负责人、顶尖科学家、企业领袖，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媒体记者。闪光灯像夏夜的萤火虫，此起彼伏。
林雨晴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手指无意识地轻触着面前的讲台边缘。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稳定但有力。三年前，她还在实验室里分析土壤样本；两年前，她站在亚马孙的焦土上；一年前，她在鹿特丹的社区中心与居民讨论雨水收集系统。而今天，她坐在这个全球气候治理最核心的舞台上，准备展示他们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关于人类如何与气候变化共存的答案。
“女士们，先生们，”大会主席，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用他标志性的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开场，“在我们讨论减排目标、资金机制、损失与损害这些宏大议题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气候影响已经发生的今天，人们如何在城市中继续生活？”
他转向陆远和林雨晴：“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气候免疫城市’项目的两位创始人。在过去三年中，他们在四大洲的九个城市开展了实践。让我们听听，从这些实践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陆远站起身，走到舞台中央。聚光灯下，他深灰色的西装看起来朴素而专业。
“谢谢主席先生。”他的声音通过会场顶级的音响系统清晰地传遍每个角落，“在开始展示之前，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气候适应’时，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形象？”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是加高的堤坝？是更大的排水管？还是灾后分发的水和食物？这些都很重要，但它们代表了一种思维——将自然视为需要抵御的敌人，将适应视为被动的承受。”
陆远轻轻点击手中的遥控器，舞台后方巨大的环形屏幕亮起。不是常见的PPT页面，而是一个沉浸式的三维城市景观。
“我们认为，真正的气候适应，应该是积极的、系统的、并且最重要的——应该是充满希望的。”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它不仅是保护人们免受伤害，更是为人们在变化的气候中创造更好的生活可能性。”
影像开始流动。
第一个场景是中国宁波。时间标记：2024年7月，台风“梅花”过境后。无人机镜头从高空缓缓下降，穿过依然飘着细雨的空气。画面中，一个曾经在2021年台风中严重内涝的老旧社区，此刻街道上的积水正在快速消退。镜头推进到社区中心的小广场——这里被改造为下凹式绿地，此刻像一个临时池塘，吸纳着周围屋顶和路面的雨水。几个孩子穿着雨衣，在水边好奇地看着。
画外音是林雨晴的声音，温和而清晰：“这是宁波市海曙区的一个老龄化社区。三年前，同样的台风带来超过400毫米降雨时，这里的一楼房屋全部进水，水深最高达到1.2米，17位老人需要紧急转移。”
画面切换，出现两个数据对比图：2021年与2024年同一区域在同等降雨下的内涝面积对比——减少了82%；居民紧急转移人数对比——从137人减少到0。
“改变的不是降雨量，”林雨晴继续说，“而是社区吸收雨水的能力。我们与居民一起，将40%的硬质地面改造为透水铺装，将社区中心广场设计为可蓄水的绿地，在每栋楼的屋顶安装了雨水收集罐。总投资不到传统排水管网改造的三分之一，但效果更好——而且，这些雨水在旱季可以用来浇灌社区的公共花园。”
画面转到社区花园，几位老人在整理植物。一位白发老人对着镜头，用当地方言说：“以前下雨就愁，现在下雨欢喜——又给花园蓄上水了。”
台下响起一阵轻微笑声和掌声。
第二个场景切换到鹿特丹。时间是2026年4月，一场春季暴雨。镜头跟随一位名叫索菲的年轻母亲，她推着婴儿车，从容地走过威廉姆斯社区的街道。路面是新型透水混凝土，雨水落下立即渗入，没有形成积水。镜头抬起，展示社区建筑屋顶上的绿色植物和银色的雨水收集罐。
索菲对着镜头说：“去年洪水后，我们以为要搬离这个社区。但现在，我们参与了‘社区海绵’计划。我和邻居们一起在屋顶种了耐旱植物，安装了雨水收集系统。这不仅是为了防洪，也让我们的社区变得更美、更凉爽。”
画面出现热成像对比：改造前后的社区夏季地表温度，平均降低了3.2摄氏度。
“气候适应不是单方面的牺牲，”陆远的声音再次响起，“它可以与生活质量提升、社区凝聚力增强、甚至碳减排协同实现。在鹿特丹的这个社区，通过屋顶绿化和雨水利用，每年减少碳排放约15吨，相当于300棵树的固碳量。”
第三个场景来到达卡。这里展示的不是高科技，而是充满生命力的混乱与创造。在卡里冈地区，一个由当地妇女组成的“水管理者委员会”正在维护新安装的社区雨水过滤系统。她们穿着色彩鲜艳的纱丽，一边工作一边说笑。系统很简单：屋顶雨水通过管道收集到大型储水罐，经过沙滤和紫外线消毒，供应给周围200户家庭非饮用水需求。
一位名叫拉齐娅的妇女委员会负责人用孟加拉语说（配英文字幕）：“以前雨季，我们要走两公里去取干净水。现在，水就在家门口。我们妇女负责维护系统，每月能有一点收入。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这些技术，可以教给其他社区。”
画面展示数据：该系统每年可为每户家庭节约水费约50美元，占这些家庭平均月收入的12%；同时减少雨季地表径流30%。
第四个场景最短，但最震撼。这是卡萨曼的瓦加杜古郊外，时间标记是五天前。无人机镜头下，一片刚刚完成基础建设的示范区在晨光中展开。本地工人正在安装由中国和德国公司联合提供的智能灌溉设备。画面切到一个培训教室，二十多名卡萨曼年轻技术人员正在学习设备维护。
陆远的声音：“气候适应没有唯一正确的路径。在卡萨曼，我们与欧洲合作伙伴共同工作，结合了中国在系统整合方面的经验和欧洲在精密设备方面的专长。最重要的是，所有技术都在向本地转移。”
影像最后收束，九座参与项目的城市在地球三维模型上点亮，像一串珍珠，散布在亚洲、欧洲、非洲和南美洲。每座城市旁边跳出关键数据：内涝减少百分比、碳排放降低量、社区参与人数、本地就业创造数……
影像结束，灯光缓缓亮起。
会场陷入了几秒钟的绝对寂静，然后掌声如潮水般涌起，持续了近一分钟。林雨晴看到前排几位来自小岛屿国家的代表在擦眼泪，一位非洲国家的部长用力鼓掌，手掌都拍红了。
潘基文重新走上舞台，眼中也闪着光：“我想，我们刚刚看到了‘希望’的具体模样。它不是空泛的承诺，而是可测量、可复制、已经发生在真实社区中的改变。”
主论坛结束后，按照大会安排，陆远和林雨晴参加了一个小范围的“深度对话会”。地点转到万国宫一个较小的会议室，椭圆形长桌旁坐着三十多人。气氛立即变得不同——这里没有掌声，只有审视。
主持会议的是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德国气候学家埃琳娜·施密特教授。她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表情严肃。
“首先感谢二位的展示，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施密特教授开门见山，“但作为科学家，我们知道任何解决方案都有其边界条件。我想从最极端的情景开始提问。”
她转向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一位代表——来自图瓦卢的气候谈判特使，一个看起来不到四十岁、眼神中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感的男性。
“托克大使，您有什么问题吗？”
图瓦卢大使托克缓缓站起身。他没有看手中的笔记，直接看着陆远和林雨晴：“在你们的展示中，我看到城市如何应对降雨、高温、干旱。但在图瓦卢，我们面临的是海平面上升带来的物理淹没。我们的国土最高点只有海拔4.5米。到本世纪末，根据最可能的情景，海平面将上升至少0.8米。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将无法居住。”
他的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重：“你们的技术，能帮助一座城市‘适应’被海水永久淹没的命运吗？如果不能，那么对于像我们这样即将失去家园的国家，‘气候免疫城市’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是另一种形式的遗忘吗？”
会议室鸦雀无声。林雨晴感到喉咙发紧。她与陆远交换了一个眼神，陆远微微点头，示意她来回答。
“托克大使，”林雨晴站起身，这是她今天第一次在这个房间里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们的团队，向您和您的人民正在经历的痛苦表示最深的理解和尊重。您的问题触及了我们工作的边界，甚至可能是人类集体行动的边界。”
她停顿了一下，选择着词语：“坦率地说，我们的技术不能阻止海平面上升，也不能让被淹没的土地重新浮出水面。在这个物理现实面前，任何技术方案都是有限的。”
托克大使的眼神黯淡了一些。但林雨晴继续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在与马尔代夫、基里巴斯等国的初步讨论中，我们探讨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如何在被迫迁移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社区的文化连续性、社会网络和尊严。”
她调出一些概念图：“比如，设计可迁移、可重新组装的社区基础设施模块，让人们在新的定居点能够快速重建熟悉的生活环境。比如，建立数字化的‘文化记忆库’，保存社区的历史、故事、传统知识。比如，在新城市的规划中，优先考虑气候难民的社会融入和经济机会。”
“这些听起来很抽象，”林雨晴承认，“但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思考，当迁移不可避免地发生时，只会是混乱和创伤。气候适应不仅关乎留下的人如何生活，也关乎离开的人如何带着尊严和希望继续生活。”
托克大使沉默了很久，最后缓缓坐下，低声说：“至少你们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比很多人已经走得更远了。”
施密特教授点了点头，转向下一位提问者——来自“数字权利观察”组织的代表，一位年轻的女律师。
“我是莎拉·陈，专注于技术伦理和数据隐私。”她的语速很快，带着律师特有的精准，“在你们的系统中，我看到了大量传感器、摄像头、物联网设备。在鹿特丹的案例中，你们提到通过数据分析优化疏散路线。我的问题是：这些数据谁拥有？谁控制？如何防止它们被滥用，比如用于监控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被商业公司用于精准营销？”
这个问题像一把手术刀，直接切入项目最敏感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