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支舞实在算不上像样。我的鞋尖三番五次撞上她的脚背，她那条浅蓝色裙摆，总被我慌乱的脚步勾住，旋转时身子一倾，她险些跌进我怀里。可她的手指始终轻轻搭在我的肩头，像秋末悬在枝桠的最后一片叶，仿佛下一秒就要随风飘走，却又带着几分固执，稳稳停在原处。
“别数拍子了。听风。”她的声音很轻，混着教室外的寒气飘过来。
教室的窗户留着一道窄缝，腊月的风钻进来，裹着远处锅炉房飘来的煤烟味，还夹着冬青树叶特有的涩凉。就在那股风擦过耳廓的刹那，我忽然捕捉到了她的节奏——不是录音机里邓丽君歌声的婉转悠扬，而是她呼吸的起伏，轻得像羽毛，稳得像静流。我们终于像两片被风偶然吹到一起的叶子，带着几分笨拙，又透着几分安宁，缓缓转完了一整圈。
后来许多年，我总以为那晚的风，是专为我们而吹的。
直到腊八这天，我坐在她暖融融的小屋里，暖意浓得让人犯困。她的丈夫老苏——一位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动力系讲师，从厨房端来一口冒着热气的砂锅。他一边用勺子舀起浓稠的粥，一边笑道：“今儿这风刮得真邪乎，倒跟咱们结婚那天一个模样。”肖丽接过粥碗，指尖不经意蹭过老苏的手背，动作自然得几乎让人忽略，却藏着细碎的温柔。“可不是嘛，”她眉眼弯弯地笑，“那天我的头发都给吹得乱七八糟。”
原来那风从不是独一份的馈赠。它年复一年地刮过街巷，钻过无数扇半开的窗口，拂过千万件浅蓝色的裙摆，见证了太多平凡或温热的瞬间。我们那场蹩脚的舞步，不过是它漫不经心吹拂过的一粒微尘，轻得不值一提。
粥熬得极稠，糯米、红豆、花生、莲子都炖得软烂，入口便是扎实的香气。老苏的手艺，显然比我的舞步精湛太多。肖丽聊着童鸣和陈花的近况，一个南下经商，一个远赴异国求学，当年那支惊艳全校的探戈，早就在八十年代湿漉漉的黄昏里散了场。
“还记得你当年踩我那几下吗？”她忽然抬眼问我。
我点点头，脸上泛起几分窘迫。
“其实一点都不疼，”她舀起一勺粥，氤氲的热气模糊了她的眉眼，“就是觉得……你当时特别怕松手。”
屋外的风声更紧了，雪花斜斜地打在玻璃窗上，瞬间化成一缕缕蜿蜒的水痕，像未干的泪，又像某种没写完的笔迹。墙上挂着的婚纱照里，她穿着洁白的裙子，一缕头发似乎被风吹起，老苏也仿佛正伸手替她轻轻拢住。那个瞬间被永远定格，成了他们口中的“永远”。
而我记忆里那个旋转的、裙摆扫过脚踝的瞬间，却在年复一年的回想中，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淡。它没有被装进精致的相框，只是被那阵腊月的风托着，在时光里飘啊飘，始终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再来一碗？”老苏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不了，”我放下粥碗，指尖还残留着瓷器的温热，“得赶火车了。”
肖丽送我下楼，楼道里的灯光昏昏暗暗，我们的影子在墙上被拉得很长，又骤然缩短。走到楼门口，风卷着雪片扑面而来，那股熟悉的涩凉，竟和当年教室窗缝里钻进来的风，一模一样。
她伸手替我拍了拍肩膀上的雪花，动作来得有些突然。指尖不经意碰到我下巴的那一刻，我们俩都顿了顿，空气里掠过一丝微妙的寂静。
“路上小心。”她轻声说。
我点点头，转身走进漫天风雪里。走出很远，忍不住回头望去，她还站在楼门口，那盏昏黄的门灯将她映成一个小小的剪影，暖融融的，像一粒留在碗底的、最甜的莲子。
火车开动时，天已经完全黑透了。车窗外的雪还在下，一片片贴在玻璃上，转瞬即逝。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当年那支舞跳完时，我没有松开手，故事会不会是另一种模样？
可这个问题本身，就像问一碗腊八粥里的某一粒米去了哪里。它早已融进整碗的暖意与稠厚里，分不清，也找不回了。所有那些被风吹起的瞬间，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跳完的舞步、没牵牢的手，最终都熬进了这叫作“岁月”的粥里。它未必时时甜美，却足够稠厚，足够温暖，足够我们在往后每一个起风的日子里，慢慢地，一口一口地，细细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