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宋老师，已是十年后的1982年。
我从东北电力学院毕业，回到了母校沈阳电力学校任教。走进熟悉的校园，银杏树更加茂盛了，红砖教学楼依旧矗立，只是教学楼周围的树木墙上更加浓密。
宋老师还在那里。
我是在实验楼找到她的。她正俯身在一台复杂的设备前，眉头微蹙，手里拿着万用表测量着什么。比起十年前，她的头发已夹杂银丝，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专注的神情丝毫未变。
“宋老师。”我轻声唤道。
她抬起头，愣了一下，随即露出惊喜的笑容：“是你啊！听说你回来了，太好了！”
她正在攻关汽轮机转速实验台项目。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设备，能够模拟汽轮机在各种工况下的运行状态，特别是超速情况下的安全性能测试。当时国内在这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电厂都因转速控制不精准而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安全事故。
“我们需要把转速控制精度提高到额定转速的正负6转以内。”宋老师指着实验台说，“但现在总是有偏差，最大能到正负20转。”
我仔细查看了控制系统。由于我在大学专攻热工自动化，对转速控制有一定研究，便鼓起勇气提出建议：“也许可以尝试改进PID控制器的参数，同时加装高精度传感器。”
宋老师眼睛一亮：“仔细说说你的想法。”
我们讨论了很久，从控制理论到实际应用，从传感器选型到算法优化。让我感动的是，作为老师，她完全没有架子，认真听取我这个学生的建议，不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
“不耻下问”，这个词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几乎一有空就泡在实验室。宋老师更是以实验室为家，我们反复试验，不断调整。失败了，她从不气馁，总是说：“又排除了一种可能性，我们离成功更近了。”
我记得最艰难的那段时间，我们连续一周每天工作到凌晨。实验台的控制系统总是出现难以解释的波动。一个深夜，当我几乎要放弃时，宋老师突然从图纸中抬起头：“我好像明白了！不是控制器的问题，是反馈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不足。”
她立即联系仪表厂家，咨询改进方案。那一夜，我们重新设计了信号屏蔽层，改进了接线方式。当曙光初现时，实验台再次启动，转速表稳稳地停在额定转速，偏差只有正负4转。
“成功了！”我们几乎同时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