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全家福取回家里，已然半月有余。我和弟弟们每日总要凑到柜子跟前，痴痴看上好几眼。二弟总爱指着照片里自己歪扭的衣领，咯咯地笑个不停；三弟则对着镜头里自己眯成一条缝的眼睛耿耿于怀，满脸不忿；而我，每次瞥见照片里自己鼓着腮帮子的模样，便会慌忙别过脸去——妈妈那日的训斥，仿佛还在耳畔回响，清晰得未曾淡去半分。
可真正让全家上下都倍感意外的事，发生在收到照片后的第三个星期天。
院门口传来邮递员赵伯伯熟悉的自行车铃声时，我正趴在柜子上，教四弟辨认照片里的亲人。赵伯伯递过来的并非寻常平信，而是一封沉甸甸的挂号信，信封挺括坚硬，指尖摩挲间，能清晰触到里面藏着的硬卡片似的物件。
“哈尔滨寄来的，”赵伯伯抹了把额头的汗珠，叮嘱道，“得签收才行。”
爸爸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的闷响随着动静戛然而止。他大步走过来，在收据本上歪歪扭扭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拆信的动作格外小心翼翼，指尖沿着信封封口一点点撕开，生怕稍一用力，就弄坏了里面的东西。
最先从信封里滑落的，是三张崭新的全国粮票。依旧是那熟悉的淡紫色，却比以往寄来的任何一张都要簇新，边角挺括，毫无折痕。紧接着，一封字迹潦草的信掉了出来，笔锋急促，显然是姑姑匆忙间写就的。最后，一张照片悠悠然从信封里飘出，轻轻落在了地上。
我弯腰拾起，那同样是一张全家福，照片里，姑姑和姑父身前站着两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正是表弟沈义和哈义。
妈妈习惯地把信递到我手里，让我念给她听。我清了清嗓子，缓缓开口，姑姑熟悉的语气顺着字里行间流淌而出，仿佛她就站在我们面前絮絮叨叨：
“哥、嫂子：
见信如面。
你们寄来的全家福已经收到了，夜里我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看不够。四侄儿笑得憨态可掬，实在招人疼；三个大小子都蹿高了不少，嫂子瞧着好像丰腴了些，哥倒是还和从前一个模样。小涛（我的小名）鼓着腮帮子的样子，让我一下子想起他小时候，一闹脾气就这副模样，真是一点没变。
我以前总嫌哈尔滨比沈阳冷，心心念念着想回沈阳。可如今我总算想明白了，工作单位才是立身之本，能有一份安稳的营生，比什么都重要。人这一辈子，在哪儿不是过日子呢？你们信里说的‘哪的黄土不埋人’，我读着读着，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是啊，天下黄土皆可埋骨，可无论哪片黄土，都得有个安稳踏实的家才行。
我决定留在哈尔滨了。志文单位分了一间小房子，虽说面积不大，却朝南向阳，日日能晒到太阳，比从前两地分居的日子，要好上太多太多。
随信寄去三张粮票，是我平日里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你们千万别舍不得用，换些细粮给孩子们改善改善伙食。等过年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们回沈阳看你们。
妹 秀珍
1964年7月28日”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四弟咿咿呀呀的呢喃声在空气中飘荡。妈妈接过信纸，凑到眼前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过了许久，才轻轻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欣慰：“好事，这可真是件大好事啊，总算有自己的窝了。”
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显得格外微妙。妈妈特意多炒了一盘鸡蛋，吃饭时，嘴里不住地念叨：“志文可是大工厂的工人，有技术，肯干活，将来一定能评上八级工。”
爸爸全程都沉默着，直到饭后收拾碗筷时，才突然转过头对我说道：“回信告诉你姑姑，过年一定得回来，把志文和孩子都带上。”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隐约听见隔壁爸妈屋里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妈妈的声音压得极低：“哈尔滨到沈阳，路途可不近啊。”
“火车一通，再远的路也能到。”爸爸的声音沉稳有力。
“那粮站的工作多好啊，可不能为了回沈阳，把这么好的工作给丢了。”
“当初，是她自己选的这条路，现在这样，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