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日，妈妈从箱子底翻出一块藏青色的确良布，摩挲着布料，说道：“给你姑姑做件新衣裳，见面礼可不能少。”她一边比划着尺寸，一边喃喃自语：“再给沈义做件小衫，他今年四岁了是吧？应该比小涛矮些？”
我和弟弟们也开始忙着给沈义和哈义准备礼物。二弟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最宝贝的玻璃弹珠，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洗得锃亮的小铁盒里；三弟纠结了好半天，最终下定决心，把那本已经翻得卷边起皱，却依旧被他视若珍宝的《小英雄雨来》拿了出来；我则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最干净平整的纸，认认真真地画了一幅我们全家的画像——这一次，我特意给自己画了个大大的笑脸。
给姑姑回信的任务，自然又落在了我的肩上。这一次，妈妈口述时，语气格外郑重：“告诉她，夫妻和睦恩爱才是最要紧的。往后若是遇到什么难处，可一定要来信告诉我们，家里永远是她的后盾。”
信寄出去之后，家里的柜子上，两张全家福并排摆放着：一张是我们一家六口，另一张是姑姑一家四口。两张照片中间，妈妈放了一个小小的针线筐，日日都能看见，触手可及。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意外发现照片前摆着一小把新鲜的野花，插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娇艳欲滴。二弟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角，告诉我，这是妈妈中午特意跑到野地里采来的。
“妈妈说，”二弟学着妈妈的语气，一本正经地说道，“姑姑要回家了，家里该添点喜气。”
“你姑姑啊，最喜欢吃沈阳的麻花了。”妈妈常常对着姑姑家的小照片出神，嘴里念叨着，“哈义这孩子，眼睛随他姑，又大又亮；沈义则像他爸，透着股憨厚劲儿。”
1964年的夏天，就在这样一来一往的书信中，悄悄走到了尾声。我的日子依旧寻常：上学、放学、写信、等信。只是如今，家里的饭桌上多了一个常聊不衰的话题——远在哈尔滨的那四口人，那个即将和我们真正融为一体的家。
八月末的一天，邮递员赵伯伯又一次敲响了家门，这次送来的是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包哈尔滨红肠和一袋大列巴。姑姑在信里说，这是志文坚持要寄的，“说是先让家里人尝尝哈尔滨的味道”。
那天的晚饭桌上，妈妈把红肠切得薄薄的，每人分到了几片。异乡独有的熏香在舌尖缓缓化开，醇厚绵长。就在这时，爸爸突然开口说道：“过年的时候多包点饺子，志文爱吃什么馅的？”
“猪肉白菜馅吧，”妈妈想了想，说道，“实在，吃着香。”
“再包点三鲜馅的，”爸爸补充道，“孩子们都爱吃。”
九月开学前，妈妈提议，让我们兄弟四个再去一趟生生照相馆。“再照一张全家福，等过年他们回来，也好让他们再看看，孩子们又长高了不少。”
照相那天，我特意收起了鼓着腮帮子的习惯，咧开嘴笑得格外灿烂，露出了刚掉了一颗门牙的豁口。照片洗出来后，妈妈拿在手里看了很久很久，最后轻轻说道：“这张也寄去，让你姑姑他们也高兴高兴。”
两张全家福，一张已经挂在了墙上，映着家里的烟火气；另一张即将踏上征程，寄往遥远的北方。而我心里清楚，再过不久，我们将会拍下第三张全家福——一张人更全、更热闹的全家福。
那些淡紫色的粮票，依旧被妈妈小心翼翼地收在柜子里，但她再也不说那是“救命的票”了。有一次，我听见她和邻居聊天时说道：“这不是普通的粮票，是念想啊，是孩子她姑惦记着家里的念想。”
是啊，惦念。心里时时记挂着人，才是真正的惦。
就像姑姑，把一半心留在了哈尔滨的小家，另一半，却永远系在了沈阳这个拥挤却温暖的小院里。就像妈妈每日擦拭照片时的温柔，爸爸平日里闷声不响，却能精准记得姑姑一家的每一个小细节，还有我们兄弟四个，为从未谋面的沈义和哈义精心准备的每一件小礼物。
哪的黄土不埋人。
但哪的黄土里，都该长着念想的花。
秋天的第一场雨淅淅沥沥落下时，妈妈开始给那件藏青色的衣裳絮棉花。灯光下，她的针脚密密麻麻，一针一线都缝得格外认真。她说要絮得厚一点，“哈尔滨可比沈阳冷多了，可不能让你姑姑冻着。”
我趴在桌边写作业，偶尔抬头，看见墙上的两张照片在灯光下微微发亮，暖融融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全家福从来都不是照片里定格的那一个瞬间，而是所有惦念交织在一起，串起的一段段长长的、暖乎乎的日子。
这些日子，就像那些珍贵的粮票一样，一张一张地积攒着，盼着等着某天，能兑换成一桌热气腾腾的团圆饭，一阵叽叽喳喳的欢声笑语，和一个更加完整、更加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