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伯府的门楣之上，那方御笔亲题的“靖海伯府”匾额被小心翼翼地取下，取而代之的，是一方更金漆灿然的“靖海侯府”新匾。
府中上下，自是洋溢着一片喜庆。
仆从们行走间脚步都轻快了几分，往来道贺的宾客络绎不绝，英国公、怀远侯等姻亲故旧自不必说，便是许多素无深交的勋贵、乃至部分嗅觉灵敏的文官，也纷纷携礼登门，锦上添花之举，古今皆然。
常乐作为侯府主母，端庄得体地应对着各方命妇的祝贺，眉宇间虽有喜色，却并无太多张扬。
陈恪身着新赐的侯爵常服，绯袍玉带，更衬得他身姿挺拔，气度不凡。
他在前厅接受着众人的恭维，言谈举止，从容不迫，应对得体，脸上始终挂着合乎礼仪的微笑。
然而，只有最熟悉他的人，如常乐，才能从他偶尔凝滞一瞬的眼神深处，捕捉到那与这满堂喜庆格格不入的疏离与沉重。
封侯晋爵，位极人臣，世袭罔替，光耀门楣……这几乎是这个时代所有读书人、所有武将以生命追求的终极目标。
欣喜吗？自然是有的。
人非草木，孰能不慕荣华？
这侯爵之位，是对他十数年艰辛拼搏、九死一生的最大肯定，是在这个时代立足的根基。
它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更大的话语权、更稳固的家族传承。
有了这个身份，他许多想做的事情，阻力会小很多。
但，也仅此而已。
这绝非他穿越时空的终极目标，更非寻常人所想的得偿所愿。
他追求的，从来不是个人的爵禄荣宠，而是那冥冥中或许存在的、改变国运民生的可能。
爵位，不过是实现这一宏大目标过程中，一件比较顺手、也比较闪亮的工具罢了。
他与这个时代的官僚，有着本质的区别。
绝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是“政绩”，是考成法上的“上上”评语，是陛下的青睐和随之而来的升迁。
为了这些，他们可以去“做事”，甚至不惜劳民伤财、粉饰太平。
而陈恪恰恰相反，他是先看到了问题，认准了方向，然后去“做事”，至于官位爵禄，只是这“事”做成之后，水到渠成的附加品。
“追求卓越，成功自然就会追上你。”他想起后世那句名言，用在此处，虽有自诩之嫌，却颇为贴切。
他追求的是那个“卓越”的结果——一个强盛、富足、至少百姓能活得稍有尊严的大明。
而“成功”，只是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正因看得如此透彻，甚至可说是看得太透彻，他才无法像真正得偿所愿的人那样，沉浸在狂喜之中。
反而，一种更深沉的忧虑，包裹了他。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眼下这看似花团锦簇的“嘉靖中兴”，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是依靠他这只“蝴蝶”拼命扇动翅膀带来的短暂回光返照。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
送走了最后一批宾客，陈恪摒退了左右，独自一人踱步到了府邸深处的小书房。
这里是他真正的私密空间，不似前厅那般富丽堂皇，陈设简雅，藏书却极丰，更多的是他亲手绘制的各种图纸、笔记，以及常乐为他整理的各地情报汇总。
他褪下象征侯爵身份的袍服，只着一身寻常的细棉布袍，坐在窗前。
窗外月色清冷，映照着院中几竿疏竹，投下斑驳的影子。
桌上，摊开着几份最新的邸报和来自上海、琉球等地的密信。
徐渭和李春芳的来信，详细汇报了上海的各项事务进展。
工坊生产井然有序，市舶司税收再创新高，“工会”在曹昆的运作下，虽偶有小的劳资摩擦，但总体平稳，底层工匠力夫的生活确有一定改善。
信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们对“侯爷”晋爵的由衷喜悦与对未来的信心。
俞咨皋的密报则提及，水师巡航已常态化，琉球驻军轮换顺利，石见那边的“镇倭城”在刘福的主持下，城防日益坚固，银矿开采已步入正轨，第二批、第三批银锭已陆续启运回国。
倭国山阴地区，毛利、尼子、大内三家在他“分而治之”的策略下，依旧内斗不休，无力他顾，大明在那里的存在已稳如磐石。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他陈恪一手推动的“开源”之策，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为这个古老的帝国输血。
内帑丰盈，国库压力骤减，连带着嘉靖皇帝的脸色似乎都红润了几分，朝野上下，一片“嘉靖中兴”的颂扬之声。
就连张居正大力推行的“考成法”，也因财政的宽裕而阻力大减，吏治效率确有提升，至少表面文章做得漂亮了许多。
可陈恪的心，却如同这冬夜的月色，一片冰凉。
他拿起一份来自陕西的普通邸报，上面用简短的文字提及，去岁冬雪不足，今春恐有旱情，地方官已呈文请求减免税赋。
这样的消息，在如今“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显得微不足道，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无数捷报和祥瑞之中。
但陈恪却仿佛能透过这冰冷的文字，看到黄土高原上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佃农们，在得知旱情后的绝望。
他们租种着士绅豪强的土地，一年辛苦，大半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剩下的，还要应付朝廷的税赋和层出不穷的杂派。
风调雨顺时尚可勉强果腹，一旦遭灾，等待他们的，要么是卖儿鬻女，要么是借下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最终……或许就只有那条“揭竿而起”的绝路。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陈恪低声吟诵着这句古话。
历史上的明末农民起义，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绝非偶然。
那是底层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致后的总爆发。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是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的痼疾。
他在上海推行《工人权益法》，改善工匠待遇，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上海的繁荣建立在工商之上，工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稳住他们，就是稳住上海的根基。
而且，上海是他能够完全掌控的“试验田”，阻力相对较小。
但放眼整个大明，根基依然是农业。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决定这个帝国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