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天真地以为，通过开海、通过海外掠夺，获取巨额财富反哺国内，就能缓解矛盾。
即便不能根本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至少能让朝廷有更多的财力去赈灾、去兴修水利，让底层百姓的日子好过一点，延缓矛盾的爆发。
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
从海外涌入的巨额白银，确实充盈了国库和内帑，但这些财富，如同水银泻地，大部分迅速被庞大的官僚体系、勋贵集团和依附于他们的商业资本所吸收。
朝廷拨款赈灾，经过层层盘剥，到了灾民手中十不存一；兴修水利的款项，也成了官员们中饱私囊的盛宴。
富者愈富，而贫者，并未得到多少实质性的改善。
白银的流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底层百姓用铜钱交易的生活更加艰难。
这就像是一个绝望的循环：他拼命从外部输血，但这个帝国肌体内部的腐败和分配不公，使得这些血液根本无法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反而滋养了更多的肿瘤。
而且陈恪他本身就是特权阶级的一员，靖海侯，超品勋贵，拥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拥有庞大的田庄和来自皇帝赏赐的财富。
他若要改革，刀锋首先指向的，就是他自己所在的这个阶层。
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自断根基。
一旦他试图触碰土地问题，触动士绅豪强的根本利益，那么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支持——来自嘉靖的信任、来自勋贵集团的联盟、甚至来自部分务实派文官的配合——都会瞬间土崩瓦解。
等待他的，将是比海瑞上《治安疏》更为凶险万倍的境地。
海瑞只是骂皇帝，而他若要动真格的，就是要砸碎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饭碗。
其次让陈恪担心的是军事改革。
新军的成功，确实证明了职业化的军队优于腐朽的卫所制。
九边和各地也开始效仿，编练新军。
但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开销。
军官的贪腐，吃空饷、克扣兵饷的陋习，并不会因为军队形式的改变而消失。
如今边患稍息，但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军费开支依然占据财政支出的巨大份额。
这些钱，同样来自民脂民膏。
最后，则是那个连嘉靖皇帝都感到棘手无比的问题——宗室供养。
朱元璋子孙繁衍至今，已成一个庞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这些龙子龙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完全依靠朝廷禄米供养。
每年数百万两的白银，就白白消耗在这个不断膨胀的寄生阶层上。
除了极少数嫡系亲王郡王，许多远支宗室生活困苦，被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形同囚徒，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这个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皇族体面祖制，更是改革的禁区中的禁区。
陈恪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
他确实看得太透彻了，透彻到几乎能预见到那条历史的轨迹。
大明如今的“中兴”，不过是依靠他这只“蝴蝶”带来的外部输血和内部微调，所形成的一种“回光返照”。内部的脓疮并未根除，反而在繁荣的表象下加速溃烂。
阶级矛盾、财政危机、宗室拖累，这三大弊病如同三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个帝国的脊梁上。
张居正的考成法，或许能暂时提振一下官僚系统的效率，但对于这根本性的结构问题，无异于杯水车薪。
“改革……迫在眉睫啊……”陈恪长叹一声。
他知道，当底层百姓的忍耐达到极限，当土地兼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财政最终被拖垮的那一刻，滔天巨浪将会淹没一切，什么勋贵、什么文官、什么皇权，都将被碾为齑粉。
那将是整个华夏的浩劫。
可是，怎么改？从哪里开始？
他如今贵为靖海侯，看似权倾朝野，简在帝心，但他手中的力量，真的足以撬动这积重难返的庞然大物吗？
嘉靖皇帝需要他敛财、需要他平定边患，但会支持他进行一场注定会动摇国本、触及皇权根基的深层改革吗？
绝对不会。
那些因他而受益的勋贵集团、乃至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如常钰、俞咨皋，他们会理解并支持他走向他们的对立面吗？
恐怕也很难。
他仿佛一个孤独的航行者，驾驶着一艘名为“上海”的先进快船，已经看到了远处冰山狰狞的全貌，他拼命向身后的巨轮发出警告，但巨轮上的人们，却正沉浸在他带来的财富与胜利的狂欢之中，对他的警告充耳不闻，甚至可能将他视为破坏盛宴的异类。
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巨大孤独感和宿命感，将他紧紧包裹。
他拿起笔，铺开一张白纸，想要写点什么，或许是给嘉靖的奏疏，或许是自己的思考札记。
但笔尖悬在半空，良久，却一个字也落不下去。
千头万绪，无从下手。
阻力重重，寸步难行。
最终，他只是在纸的顶端，写下了四个字：“知易行难”。
墨迹淋漓，仿佛映照出他此刻的心境。
他知道，他不能停下。
即使前路漫漫，荆棘密布，他也必须走下去。
为了这个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国度，为了那些他曾亲眼见过、接触过的淳朴而又苦难的百姓，也为了……内心深处那份来自另一个时空的、不愿屈服于历史惯性的执念。
但下一步，究竟该踏向何方？
陈恪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第一次感到，未来的迷雾，竟是如此浓重，如此令人窒息。
靖海侯的荣耀，在此刻，仿佛成了这无尽迷雾中，清晰却又无比冰冷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