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渔民们还是咬着牙把渔获卖给了张二。看着张二清点渔获、记工分的样子，江奔宇悄悄走到一旁，从公文包里拿出笔记本，把每种渔获的数量、售价一一记下来：“小鱼：20斤，1分5/斤，计30分工；花蛤：35斤，1分8/斤，计63分工；黄花鱼：8斤，3分/斤，计24分工……”一页纸记满，他心里算了算，一个渔民辛苦一天，最多能挣100分工，折算下来也就够买半斤白面，连一家人的口粮都不够。
接下来的半个月，江奔宇成了红阳码头最固定的身影。每天天不亮，他就跟着渔民出海，摇橹、撒网、收网，手上的红印磨成了厚茧，中山装被海水泡得发白，裤脚沾满了泥浆，却再也没人把他当“外来的干部”。渔民们渐渐接纳了他，出海时会给他留个位置，分拣渔获时会教他辨认渔产，休息时还会和他聊家里的琐事，语气里的戒备也慢慢消散。
他把每天的渔获数量、售价、损耗都记在笔记本上，渐渐摸清了红阳渔产的“病灶”：一是保鲜难题，渔获上岸后没有任何冷藏设备，只能靠海风风干，最多放两天就会腐烂，渔民们怕赔本，只能低价急售；二是渠道垄断，本地小贩联手压价，公社没有统一的供销渠道，渔民们只能任人宰割；三是生产模式落后，渔民们仍沿用祖辈传下的近海捕捞，靠天吃饭，遇到风浪就颗粒无收，万亩滩涂荒着不用，却守着“靠海吃海”的老观念不肯变通。
为了摸清更真实的情况，每天傍晚收工后，江奔宇都会挨家挨户走访渔户。他从公社食堂买两个窝头，揣在怀里当晚饭，沿着滩涂边的小路，一家家敲门。有的渔户会热情地请他进屋，端上一碗杂粮粥；有的渔户虽然沉默，却会给他搬个板凳，让他坐在院子里说话。他把每个渔户的困难都记在笔记本上：李大爷家的渔网破了没钱补，只能用旧渔网勉强出海；张寡妇家有三个孩子，男人早年出海遇难，靠微薄的工分勉强糊口；赵老三家孩子多，经常吃不饱，只能挖滩涂里的野菜补充口粮。
这天傍晚，赵老三硬拉着江奔宇去家里吃饭。赵老三家的土坯房低矮狭小，墙壁被烟火熏得发黑，屋顶用塑料薄膜盖着，边缘被风吹得破损，露出里面的茅草。屋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桌和两把椅子，墙角堆着几个装粮食的麻袋，里面装的大多是杂粮和野菜。
晚饭很简单：一碗腌咸菜，一锅杂粮粥，还有几个掺了野菜的窝头。赵老三的三个孩子围着桌子，眼神紧紧盯着碗里的粥，小口小口地喝着，不敢多吃。最小的孩子才四岁，捧着粗瓷碗，舔了舔碗底的粥渣，抬头看着赵老三：“爹，我还想喝……”
赵老三脸色一沉，却还是把自己碗里的粥拨了一半给孩子：“喝吧，爹不饿。”他转过头，对着江奔宇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无奈：“江干部，不是咱不想好好干，是实在没门路。去年我家小子发烧，想换点细粮都没工分，只能去镇上借粮，到现在还没还上。咱渔民一辈子守着这片海，就想挣点工分，让孩子能吃饱饭，可这日子，越过越难。”
江奔宇握着手里的粗瓷碗，粥的温度顺着指尖蔓延开来，心里却沉甸甸的。他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看着赵老三疲惫的脸庞，想起这半个月来看到的一切：荒芜的滩涂、腐烂的渔获、小贩的傲慢、渔民的无奈……每一幕都像一根针，扎在他的心上。他翻开笔记本，在“痛点”渔民的期盼，是最大的动力”。
晚饭过后，江奔宇帮赵老三修补好漏雨的屋顶，才踏着月光往公社走。夜色渐浓，海风温柔了许多，码头边的渔船安静地停在岸边，像一个个沉默的守护者。他手里的笔记本被攥得发皱，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浸着渔民的辛酸，也坚定了他改变现状的决心。
回到公社宿舍，他点亮煤油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狭小的房间。他把笔记本摊在桌上，重新梳理着这些天的记录，脑海里渐渐有了模糊的思路：要解决保鲜问题，得先找县里申请保鲜盐和塑料薄膜；要打破渠道垄断，得联系供销社，建立统一的供销渠道；要改变生产模式，就得盘活万亩滩涂，搞滩涂养殖。
可他也清楚，这些想法要落地，绝非易事。渔民们的旧观念、公社的资金短缺、干部们的保守心态，都是绕不开的坎。尤其是要盘活滩涂，必须先摸清东渔村的渔产产能和工分情况，这就需要找到生产队队长周老根，查看台账。他想起王剑钧说过周老根是个“老顽固”，对变革格外警惕，心里不由得泛起一丝忐忑。
煤油灯的光映着他的侧脸，眼神里却没有丝毫退缩。他知道，蹲点码头只是第一步，摸清痛点只是铺垫，接下来的路会更难走。但只要能让渔民们多挣点工分，让孩子们能吃饱饭，再难的路，他也愿意走。他拿起笔，在笔记本的最后写下：“明日找周老根，核产能，摸家底。”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笔记本上，也照亮了他前行的方向。
他渐渐摸清了红阳的“病灶”：这里的渔产品质极佳，尤其是滩涂里的花蛤、缢蛏，肉质饱满鲜嫩，没有近海污染的腥味，可因没有任何保鲜手段，渔获上岸后最多放两天就会腐烂发臭，渔民们怕赔本，只能低价卖给本地小贩，一斤花蛤还换不来两个工分；万亩滩涂几乎全在荒着，渔民们仍沿用祖辈传下的近海捕捞模式，靠天吃饭，遇到风浪就颗粒无收；更关键的是，公社没有统一的供销渠道，小贩们联手压价，渔民们只能被动接受，辛苦一天挣的工分，折算下来还不够买半斤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