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画作风格截然不同。强烈的明暗对比，戏剧性的肢体语言：一个男子倒在地上，双臂张开，脸上混合着惊恐与顿悟。一束强烈的光从画面左上角照射下来，照亮了他跌落的瞬间和马匹扬起的蹄子——《圣保禄的皈依》，卡拉瓦乔巅峰时期的杰作，描绘了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最右侧是一幅肖像。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身着白色羊毛衫和深红色天鹅绒帽，以四分之三侧面坐在扶手椅上。他的手指轻抚扶手，目光投向画面之外，沉思中带着威严。拉斐尔的笔触细腻到可以看见每一根胡须、每一道皱纹中蕴含的权力与智慧。
三幅画，三个时代，三种风格。但此刻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几乎可触摸的圣性氛围。
马可下意识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路易吉的嘴唇微微翕动，无声地念着祷词。
诺切拉主教轻声说：“《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将在复制完成后，送往墨西哥的一座新建大教堂；《圣保禄的皈依》会留在梵蒂冈，替换原作展出，让原作得到彻底修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像》...可能会作为礼物，送给某位对教廷有特殊贡献的君主。”
他转向王月生：“现在，它们交到您手中了。”
王月生点了点头，转向马可：“让我的人进来吧。”
马可再次走到门边，这次用不同的节奏敲击。门开处，十二名身着统一深蓝色工装的华工鱼贯而入。
他们的出现瞬间打破了房间的肃穆气氛——不是因为他们的亚洲面孔，而是因为他们古怪的装束。
每个人都戴着白色的、紧贴头部的浴帽——那是王月生从后世带来的廉价酒店用品，在1901年看来却像某种神秘的宗教头巾。脸上罩着后世一些餐厅服务员上菜时佩戴的透明的有机玻璃面罩，用松紧带固定在脑后，像昆虫的复眼。手上是乳白色的医用乳胶手套，一直套到手腕以上。这种后世人看到会感觉不伦不类、甚至忍俊不止的混搭装扮，在1901年的梵蒂冈高层和意大利世家贵族眼中，却是不明觉厉。
更奇特的是，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皮革工具包，包里整齐排列着刷子、镊子、各种尺寸的棉球，以及几个形状怪异的小型器械。
“这是...”诺切拉主教难得地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王月生平静地解释：“防止唾液、汗液、皮屑或头发等对圣物造成污染。这些防护措施可以最大程度隔绝人体的生物残留。”
主教恍然，眼中闪过赞许：“考虑周全。”
十二名华工分成三组，每组四人，分别走向三幅画作。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显然经过严格训练。
第一组：清洁与预检
两名工人先用软毛刷——刷毛细如发丝，据说是用某种“远东珍兽”的尾毛制成——轻轻拂去画作表面的浮尘。动作之轻，仿佛在抚摸婴儿的脸颊。
第三人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画面每一寸，第四人则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罗马人民救援之母》，金地左下方有微小裂纹，长约2毫米...”
“《圣保禄的皈依》，画布背面有潮湿痕迹，推测为17世纪某次洪水所致...”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像》，颜料层局部有轻微剥落，位于右肩阴影处...”
专业、冷静、客观。修士们交换着惊讶的眼神——这些人对待圣物的态度，竟比许多神职人员还要虔诚。
第二组：安放与固定
预检完成后，工人们将每幅画作小心地转移到特制的橡木托板上。托板边缘有精密的铜制卡槽，刚好将画框固定，四周留有五厘米的空隙。托板内侧嵌着两个小小的玻璃仪表——温度计和湿度计，指针在烛光下微微颤动。
第三组：密封与气调
最令人震惊的环节开始了。
工人们取来“玻璃盒”——那是三面由双层玻璃构成的透明罩子。外层的4毫米超白玻璃完全透明，内层的3毫米钢化玻璃则经过特殊处理，表面镀着一层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薄膜。
“这层膜可以过滤掉99%的紫外线，”王月生适时解释，“阳光是油画最大的敌人之一。”
玻璃罩缓缓扣下，边缘与木托完美贴合。然后工人们取出了几个小巧的铜制气罐，罐身上刻着复杂的刻度阀。他们将软管插入玻璃罩侧面的预留孔，开始操作。
嘶嘶的细微气流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