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意大利的贵族们讨论钢铁厂和艺术品的同时，中国国内另一项工作在王月生提前布局但此时没有在场的情况下，按照历史轨迹，如期展开。
与王月生对于由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大张旗鼓地支持，并积极参与其奠基工作，将其视为塑造未来、培育土壤的长期投资不同，对于同月在日本创刊的另一份意义深远的思想耕耘的刊物，他选择了全然不同的方式。
1901年5月10日，东京神田区锦町。
暮春的日光透过格窗，斜斜地照进秦力山租下的二楼小房间，在满是油墨味的空气中切割出明暗的界限。窗台上，那台新购的油印机如同一个沉默的战士，散发着金属与油墨混合的气息。墙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手写大字墨迹淋漓，仿佛凝聚着主人未干的泪与血，是这简陋空间里最灼热的宣言。
脚步声在木楼梯上急促响起，门被推开，戢翼翚带着一身风尘与墨香走了进来。他怀中紧紧抱着的，正是刚从王月生麾下、由李绍禹负责的东京印刷厂取回的《国民报》创刊号样刊。几乎前后脚，沈翔云也到了，他抱着一摞《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清书籍，沉甸甸的，像是抱着一段段不忍卒读却又必须铭记的惨痛历史。
三人的目光在狭小的空间里交汇，没有过多的寒暄，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在无声地流淌。那是一种历经幻灭、流亡异国后，终于亲手铸就了第一柄思想利剑的振奋。
他们围坐在那张略显斑驳的木桌前，秦力山伸出手，指尖因激动而微颤，将那份还带着机器余温的《国民报》创刊号郑重地推向案头中央。粗糙的纸张，油印的字体，此刻却重若千钧。
秦力山深吸一口气，翻开了这注定要写入历史的第一期。首页，“国民报叙例”赫然在目。他的手指用力划过“不做奴隶之奴隶”、“唤起国民之自觉”的标题，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他抬起头，目光灼灼，声音低沉而坚定：
“卓如（梁启超）他们的路，走到头了。康、梁保皇，不过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我等今日办此报，不为功名，不图利禄，只为一件事——告诉四万万同胞，清廷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欲救中国，唯有革命一途！” 这番话，是他用自立军战友的鲜血和自身流亡的苦楚换来的觉悟。
戢翼翚沉稳地点点头，接口道，他的声音带着湖北口音，却异常清晰：“不错。不仅要让国内志士知晓，更要让海外千万侨胞看清，这朝廷早已是洋人的鹰犬，跪着求生尚且不能，何以保我华夏？救中国，必先推翻此腐朽卖国之政府！”
沈翔云将带来的书籍轻轻放在一旁，随即从怀中掏出一份略显皱褶的名单，铺在桌上：“这是各地同乡会、有心志士募集的款项清单，《国民报》前三个月的用度，便系于此了。数目虽不丰盈，却是无数人的期盼与心血。” 他的话语务实而充满力量，为这理想的火焰注入了最初、也最珍贵的燃料。
秦力山再次垂首，凝视着创刊号上自己亲笔撰写的《国民报叙例》，那字句在他心中再次奔涌：
“吾国民之在今日，非奴隶即牛马也！欲脱此轭，当先破‘君权神授’之迷思，立‘国民主权’之观念。”
他明确地将《国民报》定位为“革命之喉舌”，它不仅要将清廷的腐败卖国剥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更要彻底批判“保皇即爱国”的荒谬论调，从根本上唤醒国人沉睡的独立与自主意识。
这份仅八页的油印月刊，薄如蝉翼，却重逾千钧。它的诞生，绝非偶然。其背后，是三位核心人物从维新幻灭到革命觉醒的血泪历程，更是庚子国变后，无数海外华人思想剧烈震荡、寻求出路的缩影。
仅仅半年前，自立军起义的烽火在长江沿岸骤然熄灭，唐才常等人的头颅滚落，宣告了“勤王”改良路线的彻底破产。秦力山、戢翼翚、沈翔云，作为起义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名字赫然列在清廷的通缉令上，被迫相继流亡至东京。
作为《国民报》的灵魂，秦力山的转变最具代表性。这位出身湖南长沙、曾就读于张之洞两湖书院的青年，也曾将希望寄托于维新派。直至1900年，他任自立军前军统领，于湖北大通浴血奋战，却最终因康有为挪用海外华侨巨额捐款导致军饷不继而功败垂成。逃亡至新加坡面斥康有为的那一幕，至今刺痛着他——“公口称‘勤王’，实则置义士性命于不顾！” 而康有为的避重就轻与反唇相讥，彻底寒了他的心。
抵达东京后，昔日师长梁启超的劝说，更成了压垮他对改良派最后一丝幻想的稻草。在横滨中华会馆那次不欢而散的会面中，梁启超仍试图以“徐图立宪”挽回，秦力山则悲愤反问：“清廷已公然‘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立宪岂非与虎谋皮？” 长久的沉默后，他拂袖而去，心中唯有“以革命唤醒国民”一念，坚如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