戢翼翚与沈翔云，走了与他高度重叠的路。戢翼翚，这位原自立军的“总统文案”，凭借其语言天赋与对西学的深刻理解，在东京创办“译书汇编社”，明为译介卢梭《民约论》等西方政治典籍，实则为革命播撒思想的火种。秦力山欣赏他，称其“精于西学，更懂如何用文字瓦解清廷合法性”。两人的合作，是思想与行动的自然结合。
沈翔云，则更具锋利的批判精神。他早年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曾在保皇派的《清议报》上以犀利笔锋匿名发表《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直指保皇派要害。秦力山读到文章后，特意寻访，一见如故：“先生敢骂康梁，我等便敢反清廷！” 沈翔云的加入，为《国民报》注入了直面黑暗的勇气与批判的锋芒。
三人的合作，是血与火洗礼后的必然合流：
对清廷的彻底绝望：他们亲历了清廷如何借义和团排外，又如何转身向列强摇尾乞怜。秦力山的断言代表了他们的共识：“朝廷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与保皇派的彻底决裂：他们看透了康梁“勤王”口号下的自私与虚伪，认定“保皇即是保腐败”。
“国民意识”的自觉建构：戢翼翚的民权译介、沈翔云的“军国民”主张，与秦力山的“反清革命”理念相互激荡，最终凝聚成《国民报》“破君权、立民权”的核心理念。
于是，“国民报社”应运而生。秦力山任主编，统筹全局；戢翼翚负责发行与国际联络；沈翔云主笔政论，直刺时弊。为规避清廷驻日公使的干涉，他们借用港商冯镜如的英文名“Kgsel”登记为发行人；而孙中山“曾以千元相赠”的资助，不仅解决了初期印刷的燃眉之急，更标志着兴中会对这块新兴舆论阵地的高度重视。
这薄薄一册《国民报》，其宗旨旗帜鲜明：“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核心即是“反帝爱国、革命排满、建立民主国家”。栏目设置精心策划，涵盖社说、时论、丛谈、纪事、来文、外论、译编、答问八大板块，政论与译介并举，且文章多不署名，如同黑暗中射出的匿名箭矢，直指旧世界的核心。
它的内容，更是刀刀见血：
猛烈抨击保皇派：连载《中国灭亡论》、《亡国论》，毫不留情地点名批驳康、梁的君主立宪幻想，与保皇派喉舌《清议报》形成尖锐对立。
倡导民族与民权：发表《原国》、《说国民》等文章，首次在留日学生报刊中系统阐述“主权在民”、“国民意识”，石破天惊地提出“民权之集，是为国权”。
宣传暴力革命：《亡国论》等文直言“中国革命乃不可避免之趋势”，公开呼吁“反清排满”，其激进姿态对当时的知识界与留日学生群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
按照原定的历史轨迹，这份充满锐气的刊物仅出版四期（1901年5月至8月），便会因经费枯竭、发行人冯镜如转向与梁启超合作而黯然停刊，“国民会”也随之星散。
然而，在这个被穿越者王月生扰动的时空里，一缕微光已然投射进来。
王月生派驻东京的负责人陈焕之，早已通过李绍禹的印刷厂与秦力山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此刻，在历史的岔路口，来自后世的、超越时代的印刷资源与技术支援，正通过陈焕之之手，悄然注入《国民报》的命脉。这源源不断的支持，不仅将挽救这份刊物于夭折的边缘，更将助力秦力山、戢翼翚随后创办的《译书汇编》、《大陆》等刊物，持续扩大革命思想的传播。甚至，《国民报》的精华文章将被系统汇编成《国民报汇编》，借助王月生掌握的隐秘渠道在国内知识界秘密流传，成为1902至1903年间国内学界思想转向革命的重要催化剂。
《国民报》那鲜明的民族立场与激烈的政论风格，无疑为后来的《民报》、《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革命刊物铺就了思想与组织的基石。
因此，一九零一年五月十日这个下午，在东京神田区那间简陋的二楼小屋里，所发生的不仅仅是一份刊物的创刊。它是中国革命派从分散的“地下活动”转向联合的“公开宣传”的标志性事件。秦力山喊出的“国民者，国家之主人也”，如惊雷般试图劈开“君权神授”的千年铁幕；戢翼翚翻译的《法兰西人权宣言》，将“自由、平等”的甘霖引入干涸的国民心田；沈翔云的政论，则如投枪匕首，精准刺向清廷最肮脏的“卖国外交”。
油墨未干，其声已始振。正如孙中山后来所评价：“《国民报》出，革命思潮始遍于海外。”这三位流亡者在东京的这次集结与发声，不仅是一份刊物的起点，更是一场伟大思想革命的发端——它向世界宣告：中国最清醒、最坚决的一群人，已彻底斩断对清廷的幻想，他们要用自己的手，自己的笔，自己的血，去缔造一个真正属于“国民”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