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的滇南，山茶花早谢了，杜鹃正开到荼蘼。
王月生从个旧锡矿的矿洞里钻出来时，满身都是灰黑色的矿尘。他刚跟比利时工程师讨论完新式通风系统的安装，就看见管家福伯急匆匆跑来，脸上是从未有过的惶急。
“三少爷，大老爷派人来了，在矿场外等着，让您立刻回昆明。”
王月生皱眉：“不是说好月底才回？这边还有一大堆事情要我把总……”
“等不得了！”王福压低声音，“来的是大老爷的亲随王顺，带了二十几个家丁，说是……老太爷的意思。”
王月生心里一沉。叔爷王炽这两年身体每况愈下，去年冬天中风后，已经很少过问具体事务。如今突然派人到个旧“请”他，且派的是大伯王鸿图最信任的王顺——这人平时专司族内惩戒之事——绝非寻常。
矿场外，王顺果然带着一队精壮家丁，清一色黑衣黑裤，腰挎短刀，面无表情。见王月生出来，王顺抱拳躬身，动作恭敬，语气却不容商量：
“三少爷，大老爷吩咐，请少爷即刻动身。马车已备好，日夜兼程，三日内须抵昆明。”
“什么事这么急？”
“小的不知。”王顺垂首，“只知是老太爷要见您。”
王月生不再多问。他匆匆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裳，连行李都没收拾就上了马车。车轮碾过红土路，扬起滚滚烟尘。从个旧到蒙自，从蒙自到昆明，七百余里山路，马车几乎没停过。
第三日黄昏，昆明城墙的轮廓出现在暮色中时，王月生已疲惫不堪。但他没想到，马车并未进城，而是绕过城东，径直往郊外王家庄园驶去。
庄园的花厅，此刻灯火通明。
王炽躺在紫檀木躺椅上，身上盖着锦缎薄被。七十四岁的老人，去年中风后左半边身子就不太灵便，脸颊也微微凹陷下去。但那双眼睛依然清亮，此刻半阖着，像是睡着了，又像在养神。
花厅里坐着七八个人，都是王家族内有头有脸的人物：王鸿图坐在主位下首，面色凝重；二伯王鸿仪、四叔王鸿礼分坐两侧；还有几位族老、账房总管、外事掌柜。空气凝滞得能拧出水来。
最引人注目的，是花厅右侧那道新设的苏绣屏风。八扇屏风连成一片，绣的是“松鹤延年图”，此时屏风后隐约有人影晃动，低语声几不可闻。那是族内女眷和几位不便露面的旁支长辈——按规矩，正式族会女眷不得参与，但今日之事关乎全族存亡，破例了。
王月生被引进来时，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
“叔爷，大伯，各位叔伯。”王月生躬身行礼，心里越发困惑。这场面，比他预想的还要正式，还要凝重。
王炽缓缓睁开眼，看了他一会儿，微微颔首，又闭上了。从头到尾没说一个字。
王鸿图站起身，走到王月生面前，上下打量这个一身风尘的侄子，忽然叹了口气：“生儿，这一路辛苦了。”
“大伯言重了。不知叔爷召我回来，是……”
“岑毓宝岑大人，”王鸿图打断他，一字一顿，“殁了。”
王月生一愣：“岑……毓宝？”
他脑子里快速搜索。穿越这些年，他主要精力放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对云贵边陲的人物确实关注不多。岑毓宝……这名字隐约有些印象，但具体是谁，一时想不起。
王鸿图看他一脸茫然，眉头皱得更紧：“‘一门三总督’的广西西林岑家，你不知道？如今老佛爷面前的红人岑春煊，就是他亲侄子！”
王月生这才恍然。岑春煊他当然知道，后世史书里“清末三屠”之一，以强硬手段整顿吏治着称，此刻正任四川总督。但他叔叔……
“这位岑大人，”王月生小心措辞，“是病故？”
“吞金。”王鸿图吐出两个字，声音冷硬，“在自己的西林老宅，坐在大门墩上，对着驮娘江，吞金自尽。”
花厅里一片死寂。连屏风后的低语都停了。
王鸿图走回座位，示意王月生也坐下，然后开始讲述。他从岑氏土司家世讲起，讲岑毓宝少年从军，随兄岑毓英入滇；讲中法战争时的临洮大捷，讲二品布政使的荣耀，讲代理云贵总督八十三天就被朝廷猜忌撤换的屈辱；讲戊戌年间组织“维新团”，把那劳村改名“维新村”的激进；讲变法失败后族人的指责与孤立；最后，讲到今年四月二十五日那个夜晚，五十九岁的老人坐在门墩上，面对滔滔江水，把一小块金子吞进喉咙。
讲述过程中，王鸿图几次停顿，目光不由自主瞟向屏风方向。他的声音始终平稳，但王月生听得出其中压抑的波澜。
“消息刚传过来。”王鸿图最后说，“那劳岑氏族人对丧事处理得很草率，据说连像样的法事都没做。岑大人在昆明的子女不服，要千里迢迢从广西抬棺回云南，葬在昆明钱卫屯山麓，还说自此与那劳本家断绝来往。”
王月生听完，沉默良久。
作为一个穿越者，他熟知这段历史的大脉络：戊戌变法失败，保守势力全面反扑，维新派或死或逃。但他没想到，在遥远的西南边陲，一个曾经的封疆大吏、抗法英雄，会因为参与维新而落得如此凄凉下场。
更让他心惊的是大伯讲述时的语气——那不是单纯讲述一个外人的悲剧，而是……兔死狐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