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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到地位最低的“役”。
“役”，可以定义为，朝廷通过强制力（佥派）或生存压力（招募）从平民中征用的底层劳动力。
其来源核心就一个字：“佥”（强制征发）。
在此之前，明朝将民户按资产分为“三等九则”，按户等轮派差役。原则是“以籍定役，按户轮充”。
还有一些特殊役籍，比如匠户、军户、灶户（制盐）等，这些拥有专业属性的工作，通常有专门的役籍，世代承袭，不得脱籍。一入役籍，代代为役。
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会公开招募，应募者多为失地流民、无业游民、市井底层。
“役”的社会地位极低，且在洪武十七年颁布的《科举程式》中，有明文规定。
“其倡优、隶卒之家，与居父母丧者，并不许应试。”
这里的“隶卒”，即指衙门里的差役、皂隶、禁卒等所有服役人员。
一旦你成为了“役”，不仅你本人自动放弃了科举资格，你的子子孙孙，也将不得参加科举。
要“洗白”身份，通常需要三代之后，且家族中无人再从事贱役，方可被普通平民社会接纳，重新获得科考权利。
平民耻于与“役”为伍，称其为“衙蠹”、“公人”，见面虽称“差爷”，内心极度鄙夷。
“役”几乎没有正式俸禄，他们靠着非法运作来获得收入。
从“役”升为“吏”已属罕见，升为“官”更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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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朱祁钰改革之前的社会现状，也是真实的历史。
朱祁钰在现代，他认真分析过明朝灭亡的种种原因。
评论区喷得最多的，便是那群自私自利的文官集团。
反观武勋集团，喷的人挺少的，都在说着“明军满粮不可敌”这种漂亮话。
但“军饷”怎么不够的，你先别管。
而最不起眼的“吏”和“役”，却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要知道，这两类人员，才是最接近百姓的。
因为官员任期短、不熟悉实务，吏员则终身本地任职。
“吏”的社会地位高不到哪去，他们依旧被士大夫轻视，而且俸禄极低，主要收入来源于“规费”（比如呈状费、抄写费），以及各种不能在台面上说当地灰色收入。
当一个人，手里的权力很大，但他们却从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收入，你觉得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妈的，这不立即化身为祖国人？都对不起自己身上的这身袍子。
他们为非作歹，祸害百姓，反正官员任职期短，很快就会升上去，如果来了个新的官，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吏吏相护。
低薪与权力结合，导致“衙蠹”丛生，成为明朝吏治痼疾。
再说到“役”。
这类人员已经不能谈尊严了，骨子里就是低贱，“役籍”这种不平等制度，让他们生生世世，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低贱的身份、微薄的收入与实际的权力相结合，很容易酿造成最低级的暴力执法，必然导致普遍的敲诈与腐败。
他们是官僚系统压榨百姓的最直接触手，极大激化了社会矛盾。
明朝中后期，“白役”（编外人员）数量远超“正役”，形成庞大的寄生阶层。
这些不在册的“临时工”横行乡里，成为社会毒瘤，最终消耗了王朝的统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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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钰从现代重返古代，重活一次的他，必定要让“大明再次伟大”！
他必须要清除一切有可能会导致大明王朝这艘巨舰坠落的风险。
所以，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必须推倒重来。
那朱祁钰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在登基之前，通过血腥暴力的夺门之变，将一大群朱祁镇的忠实老臣，以及王振阉人的党羽，全部光明正大的杀光。
紧接着，北京守卫战又干掉了一批人，比如说他们多是旧武勋集团，比如说石亨等人。
然后，举鼎释兵权，朱祁钰将在外征伐麓川的军队，紧急召回王骥等将领，通过展现强大武力，让一众将军心悦臣服。
为了根治贪污腐败的情况，采取了宽进严出的管理政策。
一方面，大幅度增加官员的俸禄，增长率最高达到了千倍以上。
另一方面，使用最严厉的《新吏法》，一旦发现犯错，绝不姑息，让违法乱纪的成本飙升到最高。
最后，通过不断调整的科举规则，科举试题改了又改，尽可能的选拔到朱祁钰想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