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教授的右臂，是在第三次针灸之后彻底抬起来的。
那天早上他站在浴室镜子前，习惯性地用左手去够牙膏，够到一半忽然停住了。他试着抬起右臂，那只被肩周炎折磨了六年的手臂，一点一点地举起来，举过胸口，举过肩膀，举到与肩平齐的位置。
没有疼。
他又往上举了一点。还是没有疼。
他愣在那里，看着镜子里自己举着右臂的姿势，像一尊雕塑。
六年前，他的右臂开始出问题。一开始只是偶尔酸胀，他没当回事。后来变成持续的钝痛，他还是没当回事。再后来，手臂抬不过肩膀了，穿衣服要人帮忙，开车要忍着疼，他才去看医生。
理疗，吃药，注射，都试过。没用。
最后医生跟他说：你这个年纪，这种病，只能等它自己慢慢好。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永远不会好。
他就这么等了六年。
六年里，他学会了用左手做几乎所有事。吃饭，写字，开车门，拿东西。他把那套习惯练得炉火纯青，以至于他的学生们都以为他是个天生的左撇子。
现在，他的右臂好了。
他放下手臂，走出浴室，站在卧室窗前，望着窗外康涅狄格州深秋的景色，忽然想起三十年前第一次来美国时，在纽约看到的那座自由女神像。
那时候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只要有钱，有技术，有制度，一切都能搞定。
三十年后的今天，他站在窗前，右臂能抬起来了。
而解决他问题的，不是钱，不是技术，不是制度，是一个从中国来的年轻人带来的一个老头，那个老头连英语都不会说，每天就靠着一双手和几根针，在他肩膀上戳来戳去。
穆勒教授摇了摇头，笑了一下。
那笑容很复杂。
上午九点，他准时出现在耶鲁的办公室里。秘书琳达看到他进来，愣了一下。
“教授，您今天……有点不一样。”
穆勒把公文包放在桌上，转过身看着她。
“哪里不一样？”
琳达想了想，说：“您的肩膀，好像平了。”
穆勒活动了一下右肩，那只手臂灵活得像年轻时一样。
“琳达，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吗？”
琳达摇了摇头。
穆勒说：“叫做‘妙手回春’。”
下午三点，田文接到了穆勒教授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老头声音洪亮，带着德语口音的英语在话筒里嗡嗡作响：
“田先生，今天晚上有空吗？”
田文正在整理新一批的名单。他放下笔，说：
“有空，教授。”
穆勒说：“那好。晚上七点，来我家。有几个老朋友想见见你。”
田文沉默了一秒。
“老朋友？”
穆勒说：“都是些和我一样的老家伙。一个搞材料的，一个搞芯片的，一个搞生物医药的。他们的身体都不如我。你那个中医老头，能带过来吗？”
田文说：“能。但他英语不太好。”
穆勒说：“没关系。我们有翻译。”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一些：
“田先生，你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之后，最怕什么。”
田文说：“什么？”
穆勒说：“不是死。是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