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本是军户出身，二老带着他的幼子，一直安居密云卫，守着祖传的小小宅院，日日倚门盼儿归。
可宁武关陷落、周遇吉战死的噩耗传回卫所时，老母亲当场悲痛攻心，一口鲜血呕出，便一病不起，缠绵病榻数年，药石罔效，堪堪行至膏肓之际，幸得民事司寻访的官吏及时发现，连夜调了马车将老人接入香泉镇的疗养馆救治，才堪堪捡回一条性命。
如今老人已迁至安平镇旁的疗养院，守着聪慧的孙儿，日日看花开花落，听稚子言笑，终得安稳度日，不负儿子以身殉国的忠魂。
早在此前，翰林院便奉乾德帝旨，着手编录《大明功臣传》，并立下铁则：
凡为大明立下实绩贡献的文臣武将，无论其最终结局是忠是奸、是荣身显达还是身败名裂，皆唯以功绩论定功过，不掺半分主观褒贬。
编录的范围，几乎囊括了万历三十年之后所有曾立过功的朝堂臣僚、边关将士，编修们遍查大内档案、各地志书、私人文集，一字一句勘核史实，拨乱反正，务求还原诸人功过的本来面目。
这一番细致翻检、缜密梳理下来，连翰林院的编修们都倍感震惊——
大明这三十年间，竟藏着如此多被埋没的有功之臣，前朝钦定的诸多铁案，到头来竟是一桩桩屈煞忠良的冤假错案。
只是在甄别明末流贼内乱之际的功过是非时，也揪出了不少藏污纳垢的宵小之辈：
有临阵退缩、养寇自重以固兵权的将领，有私通敌寇、走私粮草铁器资敌的官吏，也有冒领战功、欺上瞒下邀功请赏的小人，忠奸善恶，贤愚不肖，终在史官的春秋史笔之下显了原形。
而最让翰林院众编修左右为难、执笔难下的，当属左良玉一案。
此番勘核遍寻其生平战报、地方奏疏，竟发现他一生征战南北，平闯贼、御流寇，在中原腹地立下的战功，实则远大于其拥兵自重、骄横跋扈、不听朝廷调遣的过失。
可偏偏陛下于崇祯十七年四月，曾下旨诛杀左良玉父子，这便成了《大明功臣传》编录中的一大难题——
乾德皇帝素来宽待朝臣，未曾擅杀过一位朝堂官员，唯独左良玉父子是特例，这般功过相悖的境况，着实让众编修犯了难，既不愿抹杀其战功，又不知该如何落笔定调这诛杀之令，生怕违了史笔公允，又触了帝意。
可这看似无解的难题，终究还是寻得了化解之法。
崇祯朝的冤假错案本就堆积如山，朝堂吏治昏聩混乱，桩桩件件皆可归结于崇祯朝的施政失当，与如今清明有序的乾德朝毫无干系。
即便崇祯与乾德本是同一帝王，翰林院的众臣却早已在心底将两个年号彻底割裂，于史笔着述之中划下了清晰的界限，俨然有了新旧朝交替的意味。
如此一来，左良玉之事便也顺理成章：
其一生平贼御寇的战功据实详录，其拥兵自重、骄横跋扈的过失亦直言不讳，而那道诛杀之令，则归为崇祯朝的余绪决断，乾德朝不过是承其朝局之制、了其未竟之事，并非本朝主动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