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察院御史台本就以东林党人居多，此刻更是借着耶稣会一事火力全开，奏章如雪片般飞入宫中，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一时间在朝堂口舌之争里占尽上风。
可阮大铖也绝非等闲之辈，他是当年阉党之中熬出来的老资历，构陷倾轧、唇枪舌剑皆是老手，论阴狠刁钻，远胜寻常文臣。
为了补强马党的口舌战力，压过东林气焰，他特意将赋闲在家、早已被边缘化的前阉党余孽重新召回朝堂，还专门新设一座衙门，定名醒官署。
这机构一立，摆明了就是要与东林言官针尖对麦芒，寸步不让。
还真别说，这批从天启年间靠着揣摩上意、能言善辩爬上来的“醒官”，口舌之利、搅浑水的本事，远胜东林那帮只会死抱圣贤书、引经据典的书生。
两派在金銮殿上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旗鼓相当，偌大朝堂，彻底沦为泼妇骂街之所，礼制威仪扫地殆尽。
消息经电报传至西苑，落入乾德皇帝朱有建耳中，饶是他见多识广、心性沉稳，也一时目瞪口呆，心中只觉荒诞到了极点，又可笑又可气。
他是真心佩服阮大铖——
这人，是真懂党争，也真有歪点子、创造力。
所谓醒官制，历史上并非没有。
武周时期酷吏来俊臣便曾推行，只是当初并非用于朝堂互殴，而是专司风闻捕风、密告构陷，一手开创“莫须有”入罪的先河，搞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后来连武则天自己都怕这东西逼得天下官民铤而走险，不得不下诏废除，从此弃而不用。
在朱有建看来，御史一职，本该心怀天下、为民发声，行走四方、体察疾苦，而不是缩在京城里，成天盯着皇帝与大臣吹毛求疵、攻讦倾轧，把国事当私仇，把朝堂当战场。
至于阮大铖搞出的醒官，更是荒唐至极，张口便无底线、出言全无实据，除了搅乱朝纲、混淆是非，一无是处。
想到这里，他越发笃定，当年力排众议、裁撤御史台，改行天下行走制度，是自己登基以来最英明的决断之一。
这套制度推行五年来，北地早已吏治清明、秩序井然。
无数沉于下僚、郁郁不得志的寒门才俊，被行走们一一发掘，举荐参加科举，得以施展抱负；
各地官田、府田、民田制度，也因行走们实地督导、据实核查而顺畅运转；
寻常佃户有了正式申诉渠道，只需按指引前往民事司，绝大多数冤情与纠纷都能就地解决，不必再仰人鼻息、求告无门。
南朝那边闹得再乌烟瘴气、再鸡飞狗跳，在朱有建眼中，也尽在掌握。
乱得越狠，垮得越快。
而他要做的，只是静静等着，待其自溃，再亲手收拾这一片烂透了的旧山河。
人性最深沉的恶，在常州府那一支支丧心病狂的劫掠队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江南三月本该是和风拂面、柳绿花红的暖春，可漫溢在街巷里的血腥气，却将温润的晚风染得冰冷刺骨，连枝头初绽的新芽，都像是被这股戾气冻得蜷缩起来，再无半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