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亡，亡在国富兵废。
朝廷富得流油，皇帝醉心文艺，臣子一门心思搜刮花石纲取悦上意，偏偏把最该砸钱、最该用心的军事丢在一边。
东京汴梁号称千古不夜城，繁华盖世，却形同不设防之城。
一万多金兵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轻易破城入宫，偌大一个北宋，便这般轻飘飘、脆生生地亡了。
大明之亡，同样与变法无干。
若非要牵强扯上关系，那便是北方内有流贼横扫，外有后金叩关，腹背受敌；
而江南坐拥天下财赋，却始终冷眼旁观，隔岸观火。
朝中东林党官员，张口闭口便是“天子不与民争利”，听似大义凛然，实则全是掩人耳目的鬼话。
他们一面怂恿朝廷加征三饷，把重担压在底层百姓身上；
一面转手就把江南上缴的银饷贪墨一空，再返还一部分给背后的富商地主金主，吃得盆满钵满。
可苦的却是北方各省——
南北税赋账面相差不大，命运却天差地别：
北方天灾人祸不断，还要承受层层盘剥；
而南直隶、浙江、福建这些膏腴之地，连一块藩王封地都没有，既无宗藩耗费，又有官商层层庇护，税负再重，也落不到真正的有钱人头上。
北方在流血，江南在看戏。
北方在死战，江南在贪腐。
这，便是大明真正的死局。
除去藩王封地，北方五省之地，几乎找不出一块真正称得上富庶的地方。
北直隶虽无藩王，却遍地都是皇庄，皇庄一体免税，钱粮尽数流入内廷，国库分毫沾不上边，百姓被层层压榨，苦不堪言。
山东夹在南北直隶之间，地形上根本没有割据造反的条件，可响马、山匪依旧多如牛毛——
活不下去的人，除了落草为寇，再无半分生路。
最惨的，还要数陕西。
三位藩王占尽了关中最肥沃的良田，留给百姓的尽是贫瘠硗薄、颗粒难收的薄地，却要承担远超承受极限的巨额饷税。
更令人齿冷的是，连军户屯田都要加征三饷——
卫所本是用来供养边军、镇守国门的根基，如今层层盘剥压顶，士卒百姓走投无路，不反才是天理难容。
而这一切，朱有建看得一清二楚，心如明镜。
他心中早已拿定雷霆主意：
北方藩王封地尽数收回，废除一切与田地相关的苛捐杂税，改用股田制、只收管理费，商业单独纳税，一步一步，把残破不堪的北方慢慢养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