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顺天府、坐镇乾德皇城的皇帝朱有建，对外间这一切惨状与暗流，早已心如明镜，却偏偏摆出一副铁了心要做“昏君”的姿态，对江南底层百姓与小官小吏的疾苦诉求，一概视而不见、搁置不问。
纵然麾下番子、快应队耳目密布江南，昼夜不停将乱象密报层层递入西苑，可只要事情不涉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这几处核心腹地，他便一律留中不发，仿若不闻。
在他心中，这一切并非放任不管，而是在严格遵照历史修正而行，更是在布一盘天下无人能看懂的滔天大局。
可若是沉下心，细细追溯前因后果，便不难发现其中端倪。
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江南历经数代经营，早已渐渐脱离原本的天下格局，自成一派富庶封闭之地。
隆庆开关之后，海外贸易大兴，江南的士子与商人更是紧紧拧成一股，生出根深蒂固的执念：朝廷对江南重税盘剥，根本就是在刻意压制、掠夺江南的财富与生机。
于是，江南商人疯狂贿赂朝中官员，暗通海外走私，牟取暴利；
又借着举人、秀才名下免税的便利，大肆兼并土地，将百姓私田化为儒田、宦田，光明正大规避赋税；
更以银田、隐丁、引人口等手段，瞒报户籍丁口，逃免丁税、徭役。
到最后，为了公然抗税，他们竟敢直接招揽地痞无赖，聚众暴动，与官府刀兵相向。
后来东林党在朝中势力日盛，身居高位者越来越多，江南便越发形同国中之国、法外之地，官商勾结成了公开的风气，空谈道义、不务实事的读书人多如牛毛，青楼楚馆夜夜笙歌，繁华到糜烂，奢靡到腐朽。
奇装异服、放荡奢靡的世家子弟招摇过市，醉生梦死，竟成了一时风尚。
整座江南，看似锦绣繁华，实则早已烂透根骨，只待一场狂风骤雨，便会轰然崩塌。
古诗有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可到了明末这一段乱世，江南之糜烂，早已比陈后主那番秦淮风月更甚百倍。
那早已不只是商女，而是一整个自上而下的群体——
是醉心空谈、袖手坐而论道的读书人，是中饱私囊、只谋私利的官宦，是富可敌国、只顾自家金银的商贾巨户。
他们什么身份都有，唯独不是心系天下、体恤苍生的百姓。
当年名相张居正主持变法，本心原是为强朝廷、实国库，挽大厦于将倾。
可他太过急于见效，行事不免急功近利，使得新法根基浮于表面，延续性先天不足。
再加上万历帝在他死后彻底清算反攻，一纸诏书定罪，整条改革路线瞬间人走茶凉、半途而废，大好局面一朝散尽，只留一地残局。
而纵观历朝历代，但凡改革不是在开国百废俱兴之时推行，多半都会埋下滔天隐患。
也正因如此，中原王朝才总跳不出不过百年便乱象丛生、直至亡国的死循环。
商鞅变法，在某种意义上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同属一路，更偏向学习先进制度、革除落后陋习，是文明层面的自我升级。
真正称得上为中央财政强行续命、与既得利益集团正面硬撼的变法，其实只有王安石与张居正两家。
二人路子如出一辙——
把散在富户、豪强、巨商手中的隐没财富，强行收拢回朝廷国库。
这般动权贵蛋糕、断人财路的做法，不激起天大矛盾才是怪事。
可北宋与大明，最终都不是亡在变法本身，而是亡在各种荒唐透顶、匪夷所思的缘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