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自然的规律终究无法被强行扭转。
当浑浊的黄河水被硬生生挤入狭窄的六塔河后，巨大的水压瞬间超出了河道的承载极限，当晚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决口。
汹涌的河水如同挣脱枷锁的巨兽，疯狂地吞噬着两岸的一切，无数百姓在睡梦中被卷入洪流，死伤不计其数，官府耗费的数百万缗治河经费付诸东流，原本就脆弱的北方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这次失败的“回河”工程，不仅让百姓对朝廷的治河能力失去信心，更让朝堂上的党争愈演愈烈，“回河”派与“分水”派的矛盾彻底激化，成为北宋中期政治动荡的重要诱因。
嘉佑五年，黄河在魏州第六埽再次决口，这一次，河水并没有完全废弃北流河道，而是分出一股新的水流向东，形成了“二股河”东流新道。
自此，黄河进入了“北流”与“东流”并存的局面，两条河道相互牵扯，水势更加紊乱，决堤的风险也随之倍增。
河北、京东两路的百姓，不得不常年生活在洪水的阴影之下，农田时而被北流淹没，时而被东流侵袭，农业生产几乎陷入停滞，大量农民被迫逃离故土，成为流民，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到了宋神宗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在澶州曹村发生了北宋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决口。
彼时，王安石变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朝廷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新政推行中，对黄河水利的修缮有所松懈。
这场突如其来的决堤，让黄河河道再次南徙，浑浊的河水咆哮着汇入梁山泊，而后分为两股，一股经淮河入海，另一股则继续东流入海。汹涌的洪水淹没了四十五个郡县，方圆千里的土地尽成泽国，数十万百姓葬身鱼腹，无数家园被冲毁，粮食绝收，物价飞涨。
时任徐州知州的苏轼，亲眼目睹了洪水的惨状，他率领百姓筑堤抗洪，日夜坚守，事后更是写下多篇奏疏，激烈抨击朝廷在治河上的失策与懈怠，直言“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痛陈水患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
这场洪灾，不仅让王安石变法遭遇了更强烈的反对声音，更让北宋的国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国库空虚，流民四起，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元符二年，也就是宋哲宗在位时期，黄河在内黄——如今的河南安阳境内——再次决口。
这一次的洪水堪称超级灾难，水位暴涨十余丈，滔天巨浪甚至淹没了上古贤君大禹的庙宇，象征着华夏治水文明的圣地被洪水吞噬，其象征意义上的打击远超灾害本身。
这场洪水彻底终结了黄河的东流河道，让黄河重新回归北流，但此时的北流河道早已淤塞严重，水患的隐患并未消除，反而因为河道的再次变迁，让河北地区的防洪压力陡增。
赵翊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那些史料中冰冷的文字，而文字背后，是无数百姓的哀嚎与血泪，是王朝国力的一点点耗散。
北宋的衰微，固然有重文轻武、党争不断、外敌环伺等诸多原因，但黄河水患的频繁爆发，无疑是加速这一进程的重要推手。频繁的决堤导致大量农田毁坏，粮食减产，流民增多；为了治河和赈济灾民，朝廷耗费了巨额的财政收入，让本就紧张的国库雪上加霜；而治河策略的争论，又进一步加剧了党争，让朝堂之上难以形成合力，最终陷入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