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菜叫开水白菜。名儿听着简单，其实不简单。汤要吊四个钟头，鸡鸭排骨火腿，熬出味来，再用鸡肉茸扫清。扫三遍，汤就清了。”
镜头对着那锅汤。清得能看见锅底。
“这菜的道理，叫至简至鲜。”他说，“做菜的最高境界，不是多复杂，是把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
他说完这句话，抬起头，对着镜头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有点憨，有点羞，像第一次站在人前的小孩。
春梅看着那个笑容，眼眶忽然热了。
她认识他二十六年了。这个男人从没在人前笑过，从没说过这么多话。他一直低着头，守着那口锅，守着那个灶，守着沈家传下来的那些菜。
可这会儿他站在电视上，对着全北京的人，说做菜的道理。
她忽然觉得，他变了一个人。
又觉得，他还是那个人。
节目播了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后，片尾字幕出来，电视里开始放广告。
建国把电视关了。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静婉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嘉禾看着她。
“娘？”
静婉没应。
她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手。手背上满是老年斑，关节突出，皮肤皱得像老树皮。
“娘？”嘉禾又叫了一声。
静婉抬起头。
她看着嘉禾，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你爹，”她说，“看见了。”
嘉禾愣住了。
静婉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走回里屋。
走到门口，她停下来。
“他那个人，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她说，“你替他做成了。”
门帘落下。
嘉禾站在那儿，很久没动。
春梅走过去，轻轻挽住他的胳膊。
他没说话。
窗外的枣树在夜风里响着。枝头的雪簌簌落下来，砸在地上，细碎的声音。
节目播出后的第三天，沈家菜馆门口排起了队。
嘉禾早上五点起来备料，六点开门，门口已经站了七八个人。他以为是路过等车的，没在意。
七点，人多了。十几个，排成一列，从门口一直排到巷口那棵老槐树下。
七点半，人更多了。二十几个，队伍拐了个弯，沿着胡同往东延伸。
春梅出去看了一眼，回来时脸色都变了。
“嘉禾，外头……外头排了好多人。”
嘉禾正在切菜，刀停了。
“多少人？”
“三十多个。还在来。”
嘉禾把刀放下，走到门口。
他掀开门帘，往外一看，愣住了。
胡同里黑压压站了一片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拎着菜篮子，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干脆蹲在路边抽烟。见他出来，齐刷刷抬起头。
“沈师傅！”有人喊了一声，“还有座吗？”
嘉禾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做了六年生意，从没见过这阵仗。
那天中午，沈家菜馆破了纪录。
八张桌子，翻台翻了六遍。樱桃肉卖出二十三份，烩三鲜卖出十九份，炸酱面卖出五十七碗。嘉禾站在灶边，从十一点炒到下午三点，锅就没离过手。春梅端着盘子跑进跑出，脚不沾地，头发被热气蒸得湿漉漉的，贴在脸上。
建国拨算盘拨得手指发酸，最后干脆不拨了，把钱一摞一摞码在柜台上，码了三排。
静婉还是坐在柜台后，腰板笔直。她看着满屋子的客人，看着那些埋头吃面的人，看着那些举着相机拍照的人，一句话也没说。
只是那把铜勺，她一直握在手里。
下午四点，最后一桌客人走了。
春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累得话都说不出来。
嘉禾把锅刷干净，挂回钩上。他站在灶边，看着满桌狼藉的碗筷，忽然笑了一下。
“明儿，”他说，“得多备十斤肉。”
那之后的几个月，沈家菜馆的队就没断过。
远的从天津来，近的从西城来，还有从河北坐火车来的。有人拎着保温桶，说要打包带回老家给爹妈尝尝；有人拿着节目录像带，说要让嘉禾签个名；还有人带着纸笔，说要记下菜谱，回去学着做。
嘉禾一律不签、不教、不给菜谱。
有人不高兴，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上个电视就摆架子？
嘉禾也不恼。
他把那人领到灶边，指着那锅吊了四个钟头的汤。
“您把这汤学会了，”他说，“我给您签。”
那人看了看那锅汤，又看了看嘉禾，不说话了。
那年春节前，有个天津来的客人，点名要吃开水白菜。
嘉禾那天已经做了六十多道菜，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但他还是做了。
他把汤吊好，把白菜心烫熟，装在青花碗里，端上去。
那客人是个老头，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他看着那碗汤，看了很久。
“沈师傅，”他说，“我年轻时在北平待过，吃过一回开水白菜。那是民国三十七年，在丰泽园。”
他用勺子舀起一勺汤，送进嘴里。
嚼了嚼。
他放下勺子，眼睛红了。
“就是这个味儿。”他说，“四十年了。”
嘉禾站在他身边，没说话。
老头把那碗汤喝得一滴不剩。临走时，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塞给嘉禾。
“这是给孩子的压岁钱。”他说，“您替我收着。”
嘉禾不要。老头硬塞，塞完就走。
嘉禾打开红包一看，里头是一百块钱。
他把钱交给春梅，让她收进抽屉。
“这人，”他说，“是来还愿的。”
春梅没问还什么愿。
她看着那个老头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忽然想起静婉说过的话：沈家不图人多，图人记得。
窗外，雪又下起来了。
那年冬天，嘉禾收到一封信。
信是从天津寄来的，寄信人写着“李德明”。
他把信拆开，里头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那个老头，站在自家门口，身后挂着一块匾。
“德明菜馆”。
匾下头还有一行小字：“师承沈家菜馆。”
嘉禾愣住了。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
“沈师傅，我回去开了个店，用您教的法子。生意还行。有空来天津，我请您吃。”
嘉禾看了很久。
他把照片递给春梅。
春梅看了，也愣住了。
“你什么时候教的？”
嘉禾想了想。
“没教。”他说，“他就吃过一顿。”
春梅不懂。
嘉禾把照片收起来，放进那个紫檀木盒子里。
“有些人，”他说，“吃一顿就够了。”
那年除夕，沈家菜馆第一次在大年三十营业。
不是嘉禾想开，是客人太多，年前排的队排到了除夕。
春梅说：“要不就歇一天？”
嘉禾说：“歇不了。”
他早上四点起来备料，做到晚上八点，送走最后一桌客人。春梅把门板上了，回头一看，他靠在灶台边，睡着了。
她走过去，轻轻推他。
“嘉禾，回屋睡。”
他睁开眼，迷迷糊糊看着她。
“还有客人吗？”
“没了。都走了。”
他点点头，站起来，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下来。
“春梅。”
“嗯。”
“今儿卖了多少份？”
春梅想了想：“樱桃肉三十二，烩三鲜二十八，炸酱面……我没数。”
嘉禾笑了笑。
“我爹那会儿，一天能卖二十份，就高兴得不行。”
他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除夕的胡同很静，家家户户都关着门，窗里透出暖黄的灯光。远处有鞭炮声，噼里啪啦的，一阵一阵。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灯光。
“爹，”他轻轻说，“今儿卖了八十多份。”
没人应他。
只有风，吹着枣树的枝丫，沙沙响。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进屋。
灶间的灯还亮着。那口锅挂在钩上，锅底还留着一整天的余温。他把手贴在锅底，暖了一会儿。
然后他熄了灯，进了里屋。
春梅已经睡下了，给他留着半边床。他躺下去，闭上眼睛。
窗外，鞭炮声越来越密。
一九八五年的最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年初五，周记者又来了。
这回不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年轻姑娘，扛着摄像机。
嘉禾正在切菜，抬头看见他们，刀停了。
“周记者？”
周记者笑着走过来。
“沈师傅，给您拜个晚年。”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节目的重播带，给您留个纪念。”
嘉禾接过，掂了掂。
“谢谢。”
周记者往店里看了一眼。八张桌子都坐满了，门口还排着七八个人。
“生意好啊。”
嘉禾点点头。
周记者沉默了一会儿。
“沈师傅，”他说，“我想跟您说件事。”
嘉禾等着。
“我那节目，”周记者说，“播了之后，收到好多观众来信。都是夸您的。说您那菜好吃，说您那道理讲得好，说……”
他顿了一下。
“说您是真正的老师傅。”
嘉禾没接话。
周记者从包里又掏出一个东西，递给他。
那是一封信，手写的，厚厚一沓。
“这是其中一封。写信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岁，在河北农村。他说看了节目，想学厨。问我能不能帮忙联系您。”
嘉禾接过信，没拆。
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字。字迹很稚嫩，一笔一划，像小学生写的。
“他想学什么？”
“做菜。”周记者说，“他想做您那样的菜。”
嘉禾把信收起来。
“我看看。”他说。
周记者走了。
嘉禾回到灶边，继续切菜。
晚上收工后，他坐在灯下，把那封信拆开。
信写得很长，三页纸。写信的年轻人叫赵根生，河北保定人，家里种地为生。他说他从小爱做饭，可村里没人教，只能自己瞎琢磨。看了电视上的开水白菜，他哭了。
“沈师傅，我不知道什么是至简至鲜。可您做那菜的样子，我看一遍就记住了。我想学。我不怕苦，不怕累，您让我干啥都行。”
嘉禾把信看完，折好。
他坐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那个紫檀木盒子前，把信放进去。
和房契、美金、婉君的信、李栓柱的信，放在一起。
盒子快满了。
那年春天，赵根生来了。
十九岁，瘦瘦小小，背着一个化肥袋子改的行李包。他站在店门口，不敢进来，就那么站着，从下午两点站到五点。
春梅出去倒水，看见他。
“你找谁？”
赵根生脸红了。
“我……我找沈师傅。”
春梅把他领进去。
嘉禾正在切菜，头也没抬。
“来了？”
赵根生愣住了。
“您……您知道我？”
嘉禾把刀放下，转过身。
他看着这个年轻人。瘦，黑，手上有茧，是干过农活的。眼睛亮亮的，里头有光。
“信我看了。”他说，“想学？”
赵根生使劲点头。
嘉禾指了指墙角那摞碗。
“先把那摞碗洗了。”
赵根生二话不说，走过去，挽起袖子，开始洗碗。
他洗了一下午。洗完碗，又扫地。扫完地，又擦桌子。天黑透了，他才停下来。
嘉禾端了一碗面给他。
“吃了。吃完回去睡觉。明天早上四点来。”
赵根生接过碗，低头吃面。
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
他没出声，就那么掉着，一颗一颗，把面汤都搅咸了。
嘉禾装作没看见。
他转过身，继续备料。
窗外，枣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夜风里轻轻摇晃。
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就这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