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门时，外面正下雨。
雨不大，却下得很密，像是一直落不到地面就被什么接住了。
他脱下雨衣，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什么。
衣服里是整洁的衬衫，扣子一丝不乱。
若不是眼神里那种长期熬夜留下的暗影，你很难把他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我是做法医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停顿，也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我点头，让他坐下。
他坐得很端正，背几乎不靠椅背。
像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一种随时要记录、要判断的状态。
“很多人以为，我们每天都在和尸体打交道。”
他说，“其实我们是在和真相打交道。”
他说第一次接触尸体，是刚毕业那年。
一具溺亡的孩子。
水泡得发白，眼睛半睁着。
“我当时手是冷的。”
他说，“不是怕，是不知道该怎么尊重。”
老师告诉他一句话：
“你面对的不是尸体，是一个人的最后尊严。”
那句话，他记了很多年。
他说法医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
解剖室里只有器械的声音。
记录本上的字，一个比一个冷静。
“情绪不能带进去。”
他说，“一旦带进去，就没法判断。”
可情绪并不会真的消失。
它只是被压在很深的地方。
他说有一次解剖一位独居老人。
死后很久才被发现。
“屋子里很干净。”
他说，“床铺整齐，像是随时准备睡觉。”
桌上还有一碗没吃完的粥，已经发霉。
日历停在三个月前。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他说，“人不是死在那天，是很早之前就开始死了。”
他说法医看见的，不只是死亡方式。
还有生活的痕迹。
指甲里的泥。
掌心的老茧。
关节的磨损。
“这些，比死因更吵。”
他说。